黑塞的晚年作品《玻璃球游戏》是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作品虽然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出现，却不是普通字面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它用一系列象征和譬喻编织起一种哲学上的乌托邦设想，虚构了一个发生在二十世纪后未来世界的寓言。然而，作者的意图并非故弄玄虚，诚如德国女作家露易莎·林塞尔所说：“黑塞在希特勒时期之转向乌托邦，恰恰不是一种逃避态度，而是用语言作武器让人们得以自由地呼吸在超越时间的空间之中，得以成为自觉抵制恶魔的觉悟者。”（见《试论〈东方之旅〉的意义》）黑塞本人对此也有一些纯朴而谦逊的自白，援引两段如下：“这位滑稽可笑的人想做些有益的、无损人类的、值得期望的好事，……一位诗人生活在一个明天可能即将遭受摧毁的世界上，他却如此细心雕琢、组合、推敲自己那些小小词汇，因为他的作为与那些今天盛开在全世界一切草地上的白头翁、樱草花以及其他绚丽花朵的情况完全相同。它们生长在世界上，也许明天即将被毒气窒息，今天却依旧小心翼翼地孕育着自己的花瓣和花萼，不论是五瓣，四瓣或者是七瓣，不论是光边的或者是锯齿形的，永远认认真真地把自己打扮得尽可能美丽。”（见《致儿子马丁信》）“一是构筑抗拒毒化以卫护我得以生存的精神空问，二是表达悖逆野蛮势力的精神思想，尽我所能加强在德国本土进行反抗和固守阵地朋友们的力量。”（见《致罗多夫·潘维茨信》）

    作者从一九三一年开始构思此书，到一九四三年全书问世，整整用了十二年。

    意味深长的是，《玻璃球游戏》的创作和希特勒的暴行几乎同步，最终黑塞赢得了胜利，第三帝国生存十二年后于一九四五年灭亡人玻璃球游戏测于一九四六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黑塞曾在一系列文章，尤其是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里表达过自己最新的想法：要建立一种超越惯常好与环概念之上的新道德意识，要对一切极端对立事物用统一眼光予以观察。事实上，早在第一次大战炮火正酣之时，黑塞目睹“爱国”概念竟是沙文主义的土壤，自己还因反战而被诬为叛国，就已撰文表白这一重要思想：“我很愿意是爱国者，但首先是‘人’，倘若两者不能兼得，那么我永远选择‘人’。”三十年代后，随着希特勒倒行逆施的变本加厉，黑塞的想法也逐渐成熟，最终凝结成象征性的《玻璃球游戏》一书。作者借主人公克乃西特之口说：“流尽鲜血后，人们渴望理性，卡斯塔里应运而生”，而以综合世界上一切知识为宗旨的玻璃球游戏便是这个卡斯塔里精神王国的至高无上成果。

    在《玻璃球游戏》问世前，黑塞于一九二七年出版了人们称为“精神自传”的《东方之旅》，这位试图从东方取经的西方人经过漫长年代沉思后认识到现代社会的病根在人性，而不在物质文明，因而书中东方旅行者们的信条是一种超越因袭观念的世界性或曰宇宙性思想：“我们的目标并不局限于一个国家，也没有任何地理限制，而是寻求灵魂的故乡和青春，它们无处不在，却又处处皆无，它们是一切时代的统一体。”《东方之旅》的主人公为探索人生真谛而加入了一个以“从东方寻求真理”为宗旨的秘密盟会，并在参与盟会组织的多次“探索真理的旅行”后，领悟到生命的意义是“他必兴旺，我必衰颓”。《玻璃球游戏》的扉页献词不同寻常：“献给东方旅行者”。《东方之旅》和《玻璃球游戏》两部著作间的亲缘关系不言而喻。

    一九三二年，黑塞写了书前格言草稿；一九三三年写了引言草稿；一九三四年发表了后来成为附录的《呼风唤雨大师》；一九三五年发表了后来成为小说主人公学生时代创作的大部分诗歌；一九三六年发表了后来成为第二篇附录的《忏悔长老》；

    一九三七年发表了后来成为第三篇附录的《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