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这就已经说明了一切。但是，究竟是什么使得一个结婚不到十八个月的新娘，站在了原告的一方？她代表控方作证，是否意味着控方证据不足，不足以说明问题呢？

    不，女士们，先生们，它并不意味着控方证据不足。它只是向我们表明，人世间只有女儿与母亲的亲和关系是牢不可破的。

    霍金夫人的女儿是十二月十一日，星期三失踪的。她为此焦虑不安，心急如焚，六神无主。对于她来说，那位年轻的探长是唯一能给她带来希望的人。他激情满怀地投身到本案当中。他极富同情心，一心扑在案子上。可是他毫无进展。最后，他怀疑爱丽森的继父与爱丽森的失踪有关，并决心证明自己的想法。我们可以设想，这对于一个正处于不知所措的状态下的女人，会产生什么影响？毫无疑问，这个时候，她缺乏主见，容易被人所左右。她认为他的话是非常明智的。因为她想知道女儿失踪的真相，她想结束这种令她惶惶不安的可怕状态。她宁愿指控她的怀疑丈夫，也不愿因为不知道女儿到底出了什么事而整天提心吊胆。

    陪审团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们必须以怀疑的目光看待霍金夫人的证词。

    关于实物证据，没有任何一件能够指向菲利普·霍金。这个国家大约有六百万男人和菲利普·霍金的血型一样；他们当中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在铅矿里留下精子；怎么就能证明那一定是菲利普·霍金的呢？老乡绅卡斯尔顿的书房里有四百二十三卷书，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详细描述了铅矿的那一本书曾经有人动过，包括海斯特·洛马斯和贝内特探长。怎么就能证明他一定看过呢？巴克斯顿的“博姿药妆”零售连锁店每周都要卖出二十到三十卷弹性绷带，其中两卷卖给了菲利普·霍金。我们有人住在乡下吧？今天这儿划伤了，明天那儿蹭破了，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这怎么就能证明他是个强奸犯或是杀人犯呢？

    这当然什么也不能证明。虽然这些间接证据不能说明什么，但是，不可否认，如果所有这些都堆在了天平的一边，那看起来对霍金先生就极为不利了。所以，人们都会去想，如果不是他自己造成了这样毋庸置疑的结果，那还会是谁呢？

    律师的工作当中常常会涉及一个我们都很痛恨的方面。虽然大多数警官都诚实可靠，清正廉洁，但不时也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有责任揭露那些害群之马。有些警察由于贪得无厌，不能忠于职守，但是，在我看来，更为严重的是，有些警察视法律为儿戏，恣意妄为。

    今天我们来到法庭不是因为菲利普·霍金的犯罪，而是因为乔治·贝内特探长的好大喜功。他渴望把爱丽森·卡特尔的失踪案查个水落石出，便不择手段，违反司法公正。再没有比这更合理的解释了。如果一个警察置事实于不顾，急于结案而丧失理智，这是何等的可怕。

    如果再来看看这些间接证据，我们便会发现，这个人有动机、有手段也有机会陷菲普·霍金于不义。他是一个年纪轻轻、没有办案经验的警官。此案毫无进展使他感到万分沮丧，其上司的那双眼睛一定使他感到如芒在背，于是他便下定决心，找出一个所谓的罪犯，并判其有罪。

    乔治·贝内特不止一次地独自一人待在霍金先生的书房，当然有足够的时间去找一把枪、去翻一本书，甚至有时间去发现保存保险柜钥匙的地方。乔治·贝内特赢得了霍金太太的信任，在他获准对宅第进行搜查之前，贝内特早已在那里自由出入了。要拿走霍金先生的衬衫，有谁比他更方便？贝内特先生也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于是，要诱使洛马斯夫人和他的孙子作伪证，让他们故意说错看见霍金先生的时间，有谁比他更方便？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些照片。乔治·贝内特像菲利普·霍金一样，都喜欢摄影。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仅仅是用傻瓜相机拍一些节日快照。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