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日本的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尽了。

    这场史无前例的宏大战争与以往不同，它不是恃强凌弱、以暴制暴那么简单，这场战争具有崇高的正义性。同时，战败的德、意、日也不是单纯使用暴力，而是有着丰富的理论做基础：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首创法西斯主义，纳粹德国的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者都使之丰富并各自加以发展，深入国民内心。这三个国家的人民或是深信自己高人一等，或是相信自己能代表国家征服世界，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所以，这场战争结束时，该用什么方式对待那些挑起战争的罪犯，是对人类集体智慧的考验。

    欧战结束时，关于如何处理罪孽深重的纳粹分子，在同盟国内部曾引起激烈争论。苏联人认为，所有穿过纳粹制服的德国人都应该枪毙，至少应该让他们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至于党卫军，活埋也许是个好办法。甚至连法治传统悠久的英国，也建议把纳粹德国的主要战犯不经审判就处死。英国政府认为，这些人在策划发动二战时，就给自己签发了有罪判决书并送达了死刑执行令。

    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坚持必须举行一次公开、公平、公正的审判。他指出：“如果你们认为战胜者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可以任意处死一个人的话，那么，法庭和审判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人们将对法律丧失信仰和尊重，因为法庭建立的目的原本就是要让人服罪。”争论到最后，这位雄辩的法官胜利了，主张进行公开、公平、公正审判的人赢得了胜利。人们相信，以暴制暴是没有尽头的，用法律让罪人服罪，培育公平正义，以理性巩固和平，或许更为有效。

    根据1943年10月，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讨论通过的《关于希特勒分子对其所犯罪行责任问题的宣言》，战犯“将被解回犯罪地点，由他们所曾迫害的人民予以审判”。

    1945年2月，德意志帝国即将崩溃，雅尔塔会议公报中重申要公正而迅速地惩办一切战争罪犯的宗旨。

    1945年7月至8月，欧战结束后，苏、美、英三国签署的《波茨坦会议议定书》中包括设立军事法庭审判战犯的条款，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法庭随之诞生。

    审判纳粹战犯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的时间，距离二战结束只有短短的六个月。当时的德国，纳粹虽已战败，但民众尚未从十几年的精神管制和理论荼毒中清醒过来。许多纳粹党死硬分子隐藏在人海中，仍蠢蠢欲动，企图东山再起。纳粹的精神遗毒仍闪烁在德国儿童不服输的眼神中，隐藏在一些德国民众的思想意识中，或者披上了民族主义的外衣。普通的德国士兵认为，自己虽然参与了战争，但只是作为一名德国公民履行自己保卫祖国的义务而已，不是犯罪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在法庭展示犯罪证据，辩论是非问题，进行公正判决，更能澄清事实，辨明罪恶。

    1945年11月20日上午10时，三组辩护律师相继走出电梯，鱼贯进入精心准备的国际法庭——纽伦堡600号大厅。这里曾是纳粹党召开党代表大会的地方，把它作为审判现场大有深意。

    纽伦堡是中世纪多位德意志皇帝诞生和居住的城市，有着浓厚的历史气息，同时也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直辖的中心城市之一。正因如此，纳粹党企图借助纽伦堡的历史传统，为自己抹上一层虚伪的金色。1933年，希特勒把纽伦堡定为“纳粹党代会会址”，每年都有50万纳粹党员从德国各地来到纽伦堡，可谓风光无限。臭名昭著的反犹太纽伦堡法案就是在此出炉的，掀起了种族清洗的腥风血雨。

    曾有个笑话，一个孩子介绍自己的家庭：“我爸爸是冲锋队员，我大哥是党卫军，我二哥加入了希特勒少年团，我妈妈是国社党妇女联合会成员，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