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80年代初期，我的年接案数量已经达到150件，而外出巡回教学的天数仍旧未减。我开始感觉自己就像那部家喻户晓的滑稽剧《我爱露西》中的主角露西尔·鲍尔。她是一家糖果工厂的工人，努力想尽快接过传送带上的水果，结果传送来的糖果越来越多，她也越发手忙脚乱地工作，生怕赶不上传送带的传送速度。实际上，期望通过赶进度来获得片刻的喘息是不可能的。

    随着我们的工作及其成果渐渐为人所知，请求援助的电报从全国各地乃至许多国家像雪花一般飞来。我就像急救室里的伤病员鉴别分类师那样，必须排列出案件的轻重缓急。强奸谋杀案因显然有进一步危害生命的危险，成为我关注的焦点。

    对于那些旧案或者那些作案者似乎不再活跃的案件，我会询问警方为什么要请我们介入。有时那是因为受害者家人向警方施加了压力。这是肯定可以理解的，我总是对他们满怀同情，不过我实在无法把宝贵的精力放在分析一起当地警察都会束之高阁、不采取任何行动的案件上。

    对于凶手正在作案的案件，注意它们是从哪里送来是很有趣的。在侧写计划进行的初期，来自最大的警察部门——比如纽约市警察局或洛杉矶警察局——的案子总是让我顿生疑窦：他们到底为什么要找到在匡蒂科的我们科？有的时候，那是因为他们与联邦调查局在司法管辖问题上产生过摩擦，例如由谁取走监视录像带，由谁主持审讯，由谁对系列抢劫银行案提起公诉。不然的话，也有可能是该案涉及棘手的政治问题，而当地警方想找别人来当挡箭牌。在面对请求援助的信号如何做出反应的问题上，我要考虑上述因素，因为我很清楚，这些因素都将关系到某一特定案件是否能被查个水落石出。

    起初，我们提供的是书面分析报告。然而，随着案件数量呈几何级速度上升时，我不再有时间这样做了。我会在研究案情的过程中做些笔记。然后我在对当地办案人员进行口头分析时——或者当面或者在电话上——还会再看一遍笔记，再回忆一下案情经过。通常，办案的警察会把我的分析录成翔实的笔记。我要是偶尔与哪个警察同在一室讨论案情，看到他只是一个劲儿地聆听而不做任何笔记，就会很快丧失耐心，并告诫他，这可是他的案子而不是我的案子，要想得到我的帮助，他最好进人工作状态，像我一样勤奋努力。

    由于接待来人次数很多，如同医生一般，我知道每一次“办公室谈话”应占多长时间。等到复审完案情，我便知道能不能帮上忙了，因此我一上来就将注意重点放在案发现场分析和受害者研究上。在如此众多的潜在受害者中为什么偏偏选中了这一受害者？她是如何被害的？从这两个问题出发，你就可以着手解答最终的问题：谁是凶手？

    像福尔摩斯一样，我很快就认识到，罪行越是普通和常规，可资利用的行为证据就越少。对于街头拦劫案我帮不上多大忙。它们太普遍了，其行为太平凡了，故而嫌疑人数量非常巨大。同理，在推测案情方面，一处刀伤比多处刀伤提供的信息要少得多。一起户外案件要比一起室内案件更具挑战性。单一高风险受害者，例如妓女，不如系列高风险受害者提供给我们的信息要多。

    我要过目的第一份东西就是验尸官报告，以便了解伤口的性质和类型，死亡原因，是否受到性侵犯，如果受到了性侵犯，属于什么类型。全国各地的警察管辖区数以千计，验尸官的报告也千差万别。有些人是真正的法医病理学家，其工作具有一流水准。例如，詹姆斯·卢克博士担任华盛顿市验尸官期间，我们总能够指望获得完整、详尽、准确的验尸报告。他从那一岗位退休以后，一直是备受我们科敬重的咨询专家。另一方面，我碰到过不少回，南方小城镇的验尸官是由当地殡仪馆馆长兼任的。他对于验尸的概念就是出现在现场，踢一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