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托特瑙山》

    我在读《托特瑙山》之前，我先读到这样一段文字：“--------以我个人之见，在耶里内克所有翻译成中文的作品中，《托特瑙山》是最难译的，沈锡良先生兢兢业业，查阅了很多哲学资料，尽了最大的努力。”这段话出自耶里内克作品版权代理人、著名翻译家蔡鸿君先生的《耶利内克走进中国》一文，这篇文章附录在沈先生的译著后面。

    既是一篇最难译的，肯定也是最难读的。事实正是这样。不过我的比较不是从读耶利内克的作品得来的，因为我没有读过耶里内克的全部作品，无从比较；我是比较我所读过的一些外国作品的来的。幸好有沈先生的一篇译序《海德格尔、阿伦特的爱情故事以及耶里内克的个人际遇》，可以帮助我们解读。

    这是一个剧本，在我们国内，如果有人写了这样的一个剧本，交给一个导演，肯定遭拒绝；不是文学性太强的问题，而是根本不符剧本写作要求，只可看作大学生实验剧团的产物；这种遭遇肯定有的。但因为这是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作品，也肯定会有导演尝试导这出戏，哪怕导得不好。——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讲究规则的，也有些事却是不讲规则的：有序藏于无序；包括我们的思维。一个剧本再怎么样，总表现为有序的，如《托特瑙山》我们再怎么看不懂，他还是一段一段写下来的，我们也是一段一段读下来的。80年代我读前苏联作家尤•特里丰诺夫的长篇小说《老人》时说其写作特色是“不规则”，获得译者张草纫先生的认可。《托特瑙山》的特色也是“不规则”。我们很少有这种不规则的作品。这样的写作权利全让外国人包了。我们国人的思维确实是“规则”惯了。我是认可这一种不规则的作品的，是的，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我们生活在规则的社会里，我们被许许多多规则包围着，乃至我们自由的思想总是被左右上下地牵缠着。我们看到的先锋作品之所以看不懂，就是因为不可表达又要表达的结果；伪先锋除外。

    我想我们何以不能产生这样的作品，又何以不能写这样的作品？我在读耶里内克《托特瑙山》时就在想这样两个问题。这是我的阅读姿态。译者向我们指出，女作家在这四幕剧中，阐明了哪些在对故乡的无稽之谈中所显露出来的重要性。一位老年男人，穿着一件感觉很乡气的滑雪服，被绑在一只框架上，一张长着小胡子的脸证明他就是海德格尔。一位中年女子，穿着都市样式的旅行服，正准备起程，她就是他的对手汉娜•阿伦特。在剧中的这两位主角中，本地性和流亡性，自身和外来的，这两种基本立场示范性地针锋相对。“故乡”被表现为一种紧张状态，剧中出现的人物，猎人和客人、男招待和旅游文体活动组织者、农民和死去的登山爱好者、“戴羚羊毛帽子的男子”和优秀运动员，他们就处在这样的状态中。这是一种我群世界和他群世界、天然威力和天然统治、“思”和体育，甚至归根结底也是疾病和健康的紧张关系。随着“情节”的发展，这一紧张状态变成了战场，在这一战场中，惟有通过对外来物采取暴力行动方能保住我群世界。——根据译者这样的解释，在我们国内肯定归于先锋实验剧了；而耶里内克本人也认为，允许也应该以完全业余的方式摄制。在我们这儿业余的常常是先锋的。只不过我们的实验剧从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是不是这样？）读耶里内克的作品犹如进入一个猜想世界。我们的作家何以不能去写这样的剧本？关键还在于作家本人有没有那样的“愤怒和激情”，也许“国情”不允许吧？“国情”在我们这儿也真是一个十分微妙的字眼，什么东西都可以推到“国情”身上的，好象这样一来作家什么责任都没有了。其实有没有这样的作家，关键还是取决于作家个人。读外国作品太有这种感觉了，有些话国人可以说，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