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出书的时候，最挠头的就是写后记，曾经想过干脆不写了，但是每本书都不同，都有一些需要说清楚的事情，所以，还是要狗尾续“狗”一次。

    说说写这本书的初衷吧。

    因为爱好文学，我很注意收集每年度的诗歌散文的精选集，后来从事法制纪实文学创作，却发现没有年度大案纪实精选。大概在两年前，我亦师亦友的街坊王运声先生调任人民法院出版社总编辑，我就萌生过一个念头，每年编辑一部反映全国大案的纪实文学作品集，既满足了读者的阅读需求，又给研究者提供一个研究的文本，应该是一件好事。这个想法得到了王运声先生的支持，但初期却没有运作成功，一是由我编辑不够权威，二是很多大案没有人去写或者写得不够到位，三是编辑过程中还有很多细节不好操作，所以这个想法在两年前我组织了很多稿子之后就搁浅了。但每个年度出一本全国大案纪实的想法却一直没有放弃。因为得地利之便，全国的大要案不少发生在北京，而我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有采访的便利，所以从2006年年初开始，我就开始注意撰写一些人们普遍关注的大要案，累积下来，到了年底竟然有几十篇，再从这些案件纪实中选出20篇来，就编成了这本书。当然，正如倪寿明先生在序言中批评的，这本《解密中国大案》主要还是写了北京法院审理的大要案，对全国各地法院审理的其他大要案涉猎极少，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个缺憾，需要我在下一步的工作中逐步完善。

    按数量算下来，这是我的第11本书了。刚刚下笔的时候，我想起了20年前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总是梦想着早一点出本书，在人前人后虚张声势一把。可是等我出完10本书的时候，却再也不敢神气了，每写一个字都有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意思，创作的快感几乎从来没有过。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我讲述的人物和故事都很另类，不但是真实的故事，而且基本上都是陷入各种纷争的各色人物，甚至是杀人越货的死囚。一旦采访不深入或者写作的时候出了纰漏，稍有不慎砸了饭碗事小，要是惹上个当权者或者黑社会什么的，我的麻烦就大了。二是，写这类文章纯粹是为稻粱谋而不是所谓的文学追求。我是个政法记者，不写就叫不务正业。另外，杀人放火坑蒙拐骗的事情，总是吸引人的眼球，能在这个一向被人们视为“地摊文学”的领域里，确立自己的创作风格，也是一个挑战，只好硬着头皮做下去了。

    实在委屈了我当年的文学梦想了。当年，我可是一个汪洋恣肆的军旅诗人啊。

    但是，不能不说，写法制纪实文章对我还是有些益处的，至少在我通过一次次跟案犯或者案件当事人的接触，悟到了一个很多人都明白的浅显道理，就是千万不要犯罪，能不打官司千万别打官司。我在看守所里采访过一个叫高璐的女孩，她就是“美女主持非法拘禁前男友”的那个美女主持人，她泪眼婆娑地对我说，她失去了人的尊严。

    这话对我的触动很大，为了那点像人一样的尊严，我不能去犯罪。我劝看过我的书的朋友们也不要去犯罪。其实，我的任何一本法制文学图书，都在传达着这个简单的道理。只是有些人不把这个道理当作道理而已，对这些人，我只能把他们叫作傻人。

    但我很遗憾地看到，傻人并没有减少，而是越来越多。随着这些傻人增多的是我们人人都有的各种欲望，我认为非正常的欲望是一切犯罪的根源。所以，为了能有点人的尊严，我正在越来越控制着自己的各种欲望，在诱惑面前虽然有那么一点点痛苦和无奈，但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起控制着。没法子，我们活着，总要有那点像人一样的尊严。

    教人不犯罪，这话几乎是废话，但是，有些人就是连废话都不明白，这些人中包括比你我都牛气都聪明的人。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张恩照牛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