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亲眼目睹艾绪强被判处死刑到现在已经过去一个月时间，在这一个月里，我一直没有动笔记录这个在王府井制造血案的河南人，因为我还没有给这个人做一个准确的定位。我不希望引导我的读者误读这个河南人，尽管他血债累累，尽管他也博得过很多人的同情。

    “他这人仇富。”在艾绪强被判决死刑前后，警察、检察官、法官、受害者，包括我熟悉的众多媒体记者，几乎所有接触这个案件的人，都这么告诉我。而几乎所有的媒体，以及网上的讨论，都把“仇富心理”当作一个话题重新讨论起来。这种讨论一度超越了艾绪强制造的王府井血案本身。

    作为一名谨慎的政法记者，作为一个曾在河南工作拥有很多河南朋友的山东乡下人，我曾经从山东农村进入河南的一个繁华城市，用茫然的眼神注视过花花绿绿的城里人，我也曾在城市的夹缝中挣扎、彷徨过，对于艾绪强的心态我多少有点感同身受，所以我无法满足“仇富”这种简单、模糊而笼统的答案。在所有发言的声音中，有谁真正追寻过这起血案的社会和个人根源？有谁去关心过艾绪强的生活？有谁去探寻过他的人生和心灵轨迹？显然没有。

    在详细参阅了艾绪强案件的卷宗之后，我依然找不到一个头绪，但是，艾绪强在法庭上发出的“替天行道”的荒唐借口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替天行道”这个词来自于我熟悉的《水浒传》，我希望能够在《水浒传》里找到答案，但我却在一个赫赫有名的绿林好汉身上，看到了艾绪强的影子。这个好汉便是行者武松，他跟随他的宋江哥哥祭起过“替天行道”的杏黄旗。

    武松的故事自是家喻户晓，不用我多讲，而且这个梁山好汉也一直是我以及很多人崇拜的偶像。但是，在《水浒传》第31回《张都监血溅鸳鸯楼，武行者夜走蜈蚣岭》中，武松为了报复陷害他的张都监，潜回鸳鸯楼杀死了他的仇人张都监、蒋门神、张团练，这当然使读者大快人心。但是，在整个复仇的过程中，很多读者没有在意的是，武松还杀死了一个养马的后槽、两个后厨的丫鬟、两个亲随，以及都监夫人、唱曲的玉兰和两个小随从。最后，武松“走出中堂，把栓拴了前门，又入来，寻着两三个妇女，也都搠死在房里。”至此，武松已经“不由分说”杀死了12个无辜的丫鬟、随从、马夫，而且这些人都曾经或多或少地帮助过落魄的武松。直到杀光了张都监家人之后，武松才道：“我方才心满意足。”《水浒传》中有诗为证：

    岂知天道能昭鉴，渍血尸横满画楼。

    看完这一回，蓦然间我大梦初醒，突然看到这个被历代读者崇拜不已的“好汉”，忘记了“天道昭鉴”，留下滥杀无辜的血债。我又想到了在北京法院审判历史上一个轰动一时的大案，1982年北京女司机姚锦云因为单位扣她30.6元工资，为了泄愤而迁怒于无辜，在天安门前撞死5人，撞伤19人。

    还有，我还想起最近几年发生的两起建国以来排名最前面的两起连环杀人惨案。一是河南连环杀人狂杨新海曾杀65人强奸23人，很多为灭门案。二是河南平舆杀人狂黄勇两年内接连杀害23名青少年，其中18名是当地中学生。

    穿过这些层层血幕，我看到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恐怖主义的破坏性和杀伤力。这是我这篇文章要讲述的内容，或者称作主题也可以。

    下面，我们开始讲述艾绪强制造血案的前尘后事。

    遭遇冷漠，乡村主人成了城市边缘人

    32岁的艾绪强来自河南农村，家在河南信阳兰店乡兰桥村。信阳地区是河南最穷的地方之一，兰桥村地处偏远落后山区，全村大约2000多人口，但有600多人在外务工，其中绝大部分在北京谋生。艾绪强一家住在早年盖的两间瓦房里，全家靠种地生活。艾绪强家有4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