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得到地方民众和明军残部风涌云合般的响应，在闰六月中旬才建立起来的鲁王政权，到了八月初，已经集结起号称十万的庞大军队，势力范围也从浙东一隅，迅速扩展到浙西、江南的大片地区。尽管陆续加盟的这些府县，基本上还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而军队中的相当一部分，也属于临时纠集起来的乡勇，但是已经形成了一种颇为浩大的声势。加上这时候，从更东面的福建又传来消息：明朝的另一位藩王——唐王朱聿键在黄道周、郑芝龙等人的拥戴下，也举义抗清，并且已经公然称帝，改元隆武。这就迫使志得意满的清朝浙江总督张存仁大吃一惊，连忙收缩军力，全力拱卫杭州城；同时飞报南京，请求紧急增援。

    面对这种显而易见的有利形势和战机，鲁王朱以海听从大臣们的建议，在绍兴府城召开了御前会议，决定派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张国维担任督师，率领踞守在钱塘江一线的各路义军，分别向下游的西兴和上游的富阳两地集中，对杭州采取渡江夹击的态势。按照他们的设想，能一鼓作气收复杭州，自然最好；即使一时办不到，也要打上几个漂亮的胜仗，以便震慑敌人，鼓舞士气，巩固已经取得的地盘。

    黄宗羲是八月初十日，在驻扎于萧山县瓜沥镇龙王堂的孙嘉绩军营中接到参战命令的。由于孙嘉绩的荐举，如今他已经被新政权任命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并兼任余姚军的监军。来自上头的命令还规定他们，以及绍兴、慈溪、宁波等府县的义军，必须于十二日傍晚之前，把队伍转移到与杭州隔水相望的西兴渡口，同武宁侯王之仁所统率的正规水师会合，听候调遣。对于朝廷酝酿西向用兵，黄宗羲虽然事先已经有所风闻，但接到参战的命令，仍然感到大为振奋。这不仅是由于近日来，他越来越渴望投入战斗，更重要的是，从这一果敢的决策中，他感觉到了一种同心同德的决心，一种奋发进取的锐气，而这，正是那个短命的弘光朝廷所没有的。“不错，就冲着这一点，也值得轰轰烈烈投身进去，大干一场，哪怕因此血洒钱塘，粉身碎骨也罢！”当随着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出任余姚义军督师的孙嘉绩，奔走忙碌于闹纷纷地集结的兵营之中时，他一再壮烈地、感奋地想。

    现在，除了留下小量军力驻守原地，其余的人马，经过一天一夜溯江而上的航行，已经于十二日的正午，提前抵达西兴渡口，同王之仁接上了头，并在指定的地段驻扎下来。他们属下的这支队伍，也就是当初从余姚县带出来那四千之众。它与来自其他府县的五支义军一道，被统称为“六家军”。与方国安、王之仁等武将所统率的正规军队不同，这“六家军”绝大部分都是临时招募来的四乡农民，士气倒还高昂，但基本上没有经过军事的训练。对于如何列阵，如何行军，如何临敌，如何格斗，不少人一窍不通，必须一一从头教起。因此，自从一个多月前，从绍兴赶回家中禀明母亲，安顿家小，并把那三百乡勇带出来从军之后，黄宗羲一直守在营地中，协助孙嘉绩规划建制，训练士卒。不过，这方面他们其实也懂得不多。幸而有几位行伍出身的义士，其中包括黄宗羲在余姚县城外结识的那两个带头反剃发的汉子——汪涵和茅瀚，全力以赴地帮着日夜操练，才好歹把这群乌合之众渐渐调教得有点样子。这一次，因为是渡江作战，所以临出发时，他们已经按照命令，把能够征集到的大小船只，几乎全都带了出来，总共有七八十艘之多，如今就在江边上立起一个水寨；又因为船少人众，水寨安置不下，于是在距水寨一箭之遥的岸上，还另外立了一个旱寨①，用以屯驻其余的人马。

    因为是提早到达，据孙嘉绩估计，在命令所规定的傍晚之前，大约不会有什么军事行动，所以，眼看着各营已经安顿停当，黄宗羲便按照原定分工，离开中军大帐，回到水寨去约束部伍，等候下一步行动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