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梨花女大的本科生口试汉语，让她们用“那该多好啊”造句，她们经常造的是“要是我去中国，那该多好啊”，“要是我有男朋友，那该多好啊”，“要是每女在吵架时经常豪情万丈地把这类隐私梦展示出来，“让你这王八蛋浑身长满大脓疮，烂，烂，从头烂到脚，我才高兴哪！”“让你这小骚货一出门就让一百个大猩猩抓去，骚，骚，一年生一百个小猩猩崽子，多过瘾啊！”毒骂过后，她们吃得甜、睡得香，“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而有些学问高深的知识分子，则以从不展示隐私梦为高雅，他们说的大都是“假如不发生‘文革’，那该多好啊”，“要是大家都来关心希望工程，那该多好啊”这类道貌岸然的屁话。其实他们心底的毒骂不比劳动妇女少，但劳动妇女是骂完就没事了，而知识分子狠就狠在，他会理性地去把他的诅咒变成现实。他真的会研制出一种什么药水，让仇人生满大脓疮；他真的会考证出，他仇人的儿子身上，带有大猩猩的遗传基因。许多知识分子的脸色苍白，是与他们不见天日的心理密切相关的。

    这是从阴暗的角度来批评某些知识分子。而多数知识分子之所以不爱说“那该多好啊”，是因为说了也没用，说了更伤心。历史无情地粉碎过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梦想。鲁迅想过：“要是我学会了医学，那该多好啊！平时医治我父亲那样的被耽误的病人，打仗时便去当军医。”冰心想过：“要是天下的母亲和母亲都是朋友，儿子和儿子也都是朋友，那该多好啊，那就永远没有战争，永远是蓝天明月大海。”我们50年代想过：“全国都建立了人民公社，那该多好啊，点灯不用油，种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60年代想过：“要是大家都没有私心，那该多好啊，对，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80年代想过：“要是中国成为美国，那该多好啊，对，要民主，要自由，时间就是袁大头……”这些梦想逐次在现实的铁壁上碰得头破血流。还是鲁迅觉醒得最早，他说出了那些夹杂着无限伤痛的名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于是我们越来越少地听到“那该多好啊”的声音了。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中国和世界怎样前进，才是“那该多好啊”了。劳动妇女说出她们的心声，动力是“不说白不说”；我们说不出自己的心声，阻力是“说了也白说”。

    至于我个人，对过去的事情，一般不会说“假如李自成不动吴三桂的陈圆圆，那该多好啊”，“假如中国从1949年就改革开放，那该多好啊”，“假如我大学毕业不读研究生，直接分配到国务院工作，现在肯定是一方诸侯，那该多好啊”这些马后炮式的话。我认为既已发生的事情都是必然要发生的，它们可能不具有利益的合理性、效率的合理性、道德的合理性、情感的合理性，但是一定具有逻辑的合理性、历史的合理性。埋怨历史是一种对现实的无能。而未来，虽然是具有多种可能性的，是与我们在现实中的努力有关的，但“未来”却又是一个毫无责任感的风流艳妇，她动不动就对我们始乱终弃。这使我们不得不接受鲁迅的“绝望哲学”，即对一切都不抱幻想，斩断过去和未来的两重诱惑，只紧紧握住现实的缰绳，或者说只肩住现实的闸门。这样剩下的，就只有一些小小的、毫无实用价值的、与现实努不努力无关的趣味性希冀了。比如：“要是死后发现这是一场梦，那该多好啊”，“要是死时她来看看我，当场哭死在我面前，那该多好啊”，“要是我会降龙十八掌外加六脉神剑和北溟神功，那该多好啊”。人再有修养，这些小梦幻总还是要有吧。即使冷如鲁迅，倘连这些也没有，恐怕是做不到“绝望中抗战”的。与一般人的区别在于，我们不但不说给别人，而且自己也并不执着，不过是想着玩玩而已。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