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的中年华人，无论是入了美籍、英籍或加拿大籍，多少有些怀乡心结，这种怀乡病使许多华裔外国人即使功成名就，仍不免偶然会“想家”，这是一种“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家国忧思吧。家国忧思之外，童年的追怀每每与日俱增——除夕的爆竹、元宵的灯火、父母的恩情、师长的关注、青梅竹马的故事……历历宛如昨日，这更加深了海外中国人对故乡的牵挂与眷恋，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情或许就是许多海外中国人要回乡去“看看”的原因吧。

    北京是我的出生地，我们住在东总布胡同16号，后来搬到贡院。我在孔德小学上学，孔德小学在东华门大街，离东安市场不远，现已改为27中学。

    华盛顿是我单枪匹马、历尽沧桑的战场，有血有泪、有悲有喜，但更似一片浮云暂时停驻的地方。

    台北是我婚后的小窝，也是我和外子离开大陆后的“家”。三四十年来，我在美、台之间来来往往，既非完全是圈外人，也不愿做圈内人，因为地方虽小，是是非非可大，即使是一片浮云，也可能被阴霾所掩盖。

    我在北京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1980年冬天，我第一次回北京，近乡情怯，抬头只见灰色的云、灰色的天，感慨之余作了一首诗：别时心情沉重；离恨浓似秋云；谁知又再相逢，不是一年，一月，竟如隔世——三个十年！

    我的姐姐和姐夫住在台北，他们在美国华盛顿出生，是道道地地的华侨，两人都出自医科，当年随着民航空运公司自上海撤退到台湾后，一直留在台湾工作。我要去大陆访问，他们比我还紧张，担心会引起官方的不快。我说：“我这辈子好像从来都没替自己想过，一切都是为了奉献，一切都是为了‘别人’，而‘别人’又何尝设身处地替我着想。”

    1989年8月，我自华府去北京。

    我对北京的朋友说，台湾有许多理由不到北京参加亚运，但我想台湾有更多理由要到北京参加亚运，因为台湾非常讲究实际，非常重视参与国际活动，因此官话说完、人骂够了之后，最终还是一个字——“去”，然后再加三个字“我们去！”甚至大家抢着去。

    1989年12月，我领了访问团自台北到北京。这个好事多磨的访问团是中小企业的开路先锋，虽然台湾有人表示：“我说不能去，就是不能去。”也有人落井下石，但团员们还是到了北京、见了江泽民、李鹏。团员们在台北从未受到如此的礼遇。

    我没得名，也不要利。我的收获是一份自足；我并不自命为勇者；但绝不是弱者，我不曾向任何人低头，只要我自认为是正确又大公无私的事就该认真去做，毕竟生逢乱世，费解的事太多，既无需大惊小怪，也不必多求甚解。

    第一次在民航局那座破旧的民航大楼见胡逸洲局长时，他说：“久仰了。”我想奇怪，何时见过面？

    他笑说：“我是央行的，当年从香港驾机回国的机师之一，中国大陆称我们‘起义来归’，台湾说我们‘叛变’，而你先生陈纳德还帮蒋介石打官司，把100多部飞机扣留在香港。唉，一转眼30多年了！”言下无限感慨。

    我本来想告诉他，我先生多么冤枉，两边做人难，到头来大家都不领情，他实在太天真了。自己把民航公司的股份卖掉替国民党打官司，3年下来，停留在香港启德机场的100多部飞机风吹雨打，只剩下了空壳子，而且香港政府不准这批美国公司的飞机运去台湾，只许整船运去美国，最后以废铁出卖，卖的钱还不够付律师费。当时台湾当局和吴国桢先生闹意气，吴国桢出国后我们才知道他要反蒋，蒋介石以为陈纳德同情吴国桢而生气，有两三个月不理他，弄得外子有点莫名其妙，后来我去找张群先生，他安排蒋介石接见陈纳德，才解了一个结。后来外子心情一直很不自在，不但白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