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竞进入里根大胜；12月，共和党内几名里根的密友开会，商以内政外交大计，议决正式联系中国官方外，有些人建议里根在未上任前先搞清楚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事务。

    里根很快就要正式上任总统，对双方都要有所交待。大家以为他是保守派，好像台湾方面有人说，可能池又要重新承认台湾啦。他和他的幕僚认为，这事该在宣誓就职前澄清一下。

    里根总统要“选一个对中国情形很清楚，对美国情形也很清楚，并且对他也是一个很忠诚的支持者”，于是，就找了我。

    当时，我是他竞选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之一，所以他说希望我先到中国大陆来，我说一定要有正式的邀请。

    中国驻美苇一任大使是柴泽民（现任中国对外外友协会长），他带来了邓小平的请柬，要我到北京访问。我向里根报告、并建议少数党议长贝克同行。

    北京方面我的舅父廖承志（时为全国人大常委副季员长兼侨委会主任）也和我有书信往来，他说一别30年，很想见见这位被选出来的美国共和党少数民族主席并叙叙旧。

    于是，里根总统正式声明：他派我做代表到北京来，我是总统特使。

    起程前一周，贝克夫人要入院开刀，临时请副主席史蒂芬斯议员代他出马。史蒂芬斯是阿拉斯加资深参议员，当年在十四航空队做过飞行员，也是陈纳德将军的老部下，他带了新婚才一日的夫人葛德莲娜同行，新郎当然对于新婚夫人处处迁就，为此我们秘密之行差点曝光。

    在华府替我们处理行程的，台湾方面有好友夏功权夫妇和胡旭光；中国大使馆有柴泽民和他的副子冀朝铸（冀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当过周恩来的助理和翻译，人甚风趣）。1980年除夕，我自美京起程到东京，在东京羽田机场与史蒂芬斯夫妇会合，我们是总统当选人里根的代表，但双方都没有带秘书与随员，选择这个日子，是因为美国朝野都忙着过圣诞佳节和新年，华府的政客以及里根身边的新贵不会有太多意见。我在华府宦海一直以圈外资自居，但一个东方女子在华府是非圈稍有长才远见总难免招人之忌。当时，我和史蒂芬斯就是怕节外生枝，也怕替未正式上任的里根找麻烦，才绝对保守秘密。

    在东京，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有人接我，台湾方面有人接我，美国大使馆也有人接我，三方面很秘密地分开谈。

    台湾方面希望我大陆访问以后到台湾去，我答应了，说两方面都可以。到了北京，新闻还是保密。我是低姿态的关键人物，来北京后，就在北京过年，大家关起门来聊了很多。后来，他们说我来了以后，新闻记者都晓得了，他们都在机场等着，可是北京还是有办法控制的。直到第二天元旦的早晨，邓小平和其他官员在人民大会堂与我们会谈时，中外记者才齐集会堂内抢镜头。

    邓小平很幽默，很会讲笑话，我记得当时他对史蒂芬斯参议员说：“你们那儿有100个参议民，只有一个陈香梅啊，所以陈香梅坐主位。”他让我坐主位，并说：“你（史蒂芬斯）坐在旁边。”因为我是代表里根总统，史蒂芬斯是副的。这个倒无所谓，我们谈得很好。

    当天晚上，中美电视都有了我们访华的新闻。1981年1月2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把我和邓小平握手的照片当作头条新闻。我们回到华府，一位刚卸任的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HenryByrold对我说：“早上吃早餐时打开报纸，看到你和邓小平握手的照片，我简直来了。后来我静静想一想，里根这一招真是了不起，两边都关照到，这项任务，除你之外真是不作第二人想。”

    我离开祖国30多年后，第一次回来，北京方面安排我住钓鱼台国宾馆（10号楼还是12号楼我记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