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女儿去罗马访问过他，他殷勤地招待我们，我们还在罗马的大喷水地中抛下了银市，许个希望再访罗马。那是1960年底的事了，等我再造访意大利时郑宝南已退休回台北。我在台北多次见到过他，现在他也作古了。

    当外祖父出使日本时，我们这个大家庭就散了。而父亲因为到北京师范大学做教务长，我们也跟着搬了家。那时我们住在东城贡院，房子是中西合璧的四合院，很宽敞，院子在房子的中央。我还记得大门前是一片空地，房子四周有围墙，来客进入大门后须经过一条长廊，这些长廊是人力车和马车停放的地方，长廊的尽处另有一道门，两旁是听差和车夫休息的地方，通过第二道入口才入正房。我们在那儿住了三四年，因此我对这栋房子印象深刻，如今合上了眼睛还能依稀记得那房子的结构、桂花开时的馨香、秋天梧桐叶落满地的景况，一切仿如昨日。

    当年父亲在北京师范大学当教务长，并兼任英文系主任，工作很忙，但他对于教授工作似乎很愉快，我记得每逢周末常有学生到家来向父亲讨教，有时假日也常有些教授来家串门子。父亲喜为人师，我相信这是他一生较为愉快的时光。

    夏天我们全家到北戴河避暑，当时还没有冷气机，只有风扇，六月天北京最热，七月是暑天，到了八月就开始凉快了。

    那时北京人口不像现在人满为患，空气也没有大污染，虽然还是烧煤球时代，但厨房和起居室隔离得很远，因此对于所谓“空气污染”这个名词还未用着。

    我们家里有好几个佣人、车夫、门房、厨子和听差，之外还有负责打扫、洗熨衣服的老妈子，当年还没有洗衣机，全家大小的衣服、床单……，都靠老妈子的双手去洗熨；夏天有太阳，衣服可以在户外吹干、晒干，冬天的衣服常得在炉边烘干。这个习俗在中国大城市当然已由洗衣机、烘衣机取而代之，但在穷乏的乡下农村则没有多大改善，一切还得要靠老天爷。

    小时候照顾我和三妹的是李妈，她和照顾么妹的奶妈——张妈是姑嫂。李妈先来，六妹出生后，李妈又把她的亲戚张妈介绍来做奶妈，而她自己的孩子就另找别人照顾（我们家里的男女佣人大概最少也有七八个，或许还不止此数）。

    服侍母亲的一位女佣是城里人，长得眉清目秀，口齿伶俐，因为她是母亲的近身女佣，其他佣人对她都有点酸溜溜的味道，她也常常狐假虎威。李妈和张妈常在背后骂她，说她是鬼灵精，她们说她时就说“太太房里的”，喊惯了，真的很难记得她姓啥名谁。那个女人总是穿戴得很整齐，白上身，黑长裤，头发梳得黑亮亮的，一个圆圆的髻，髻边常有一朵茉莉花或是其他花朵，一条手帕扣在衣襟上。她只照顾母亲，对我们小孩也是爱理不理，但对母亲倒真的照顾得很周到：母亲若是在休息，她就不准我们在母亲房外吵闹，常常说：“到外面去玩，你妈妈在休息。”她的丈夫大概不务正业，到了月底发薪水的时候就来找他的老婆，我们放学回家时，就会见到他坐在门房里和男工说三道四。我年纪虽小但也不禁奇怪：为什么一个精明标致的女人会嫁给这么不中看的男人。

    母亲对这个女佣很好，因为她很会照顾母亲的一切。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六妹出生的那一天（六妹香桃出生时陈家没男孩，只有五个丫头，中国人说是五个赔钱货）。父亲白天把母亲送到协和医院后就回家等候消息，把那女佣留守在医院陪着母亲。我那年大概也有8岁了，说不懂事也有点懂事，那个女佣一直等在医院里，六妹出生，母女平安她打电话回家。是父亲接的电话，我还没睡觉，我和大姐同床，父亲到我们的睡房来说：“你妈又生了一个妹妹。”

    在那个年代，中国男人常为了要儿子而讨小老婆，父亲受了西方教育，母亲娘家又非常西化，当然小老婆在陈家是行不通的，但在我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