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自信，我一如既往地投入到了之后的学习中去。过了几个月再一次考试，我又回到了四十几分的原形，此后再也没有考到过六十分以上。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情完全可以说是一个灵异事件。

    由于成绩太差，难免想一些歪门邪道。有一次期末考试前，我和班上另外的坏学生一起溜进学校文印室偷卷子。第一次作案相当紧张，不过还真让我们找到了，但只找到了历史卷子。我很沮丧，因为我的历史本来就学得不错，完全不需要冒这么大风险去偷卷子。不过转念一想，总也能锦上添花，拉点儿总分吧。回家之后就开始做卷子，然后背答案，还告诉自己千万不要考满分，因为那样很可疑。结果第二天上历史课的时候，历史老师说：“我们先发一套模拟试卷。”发下来后我一看：靠，就是我们偷的那套卷子！当时我就气晕了。

    相比一塌糊涂的理科成绩，我的文科成绩还不错，特别是语文，基本上总是名列前茅，三甲之列，而且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如此。那时学校特别万恶，考试结束后，每门学科都弄出一个什么“红白榜”，前十名上红榜，最后十名上白榜。每次大考之后，红榜白榜上基本都有我，上榜率挺高的。

    上初三时我参加了南京市的作文比赛。全南京的中学都派作文成绩最好的学生去参赛，普通学校是一个代表，重点中学可以派四个代表。我是重点中学南京一中选派的四个代表之一。比赛是抽签制，抽到什么题目当场就要写。比赛结束之后，喜讯很快传来，我校派出的四个同学，分获一、二、三等奖。学校大门口贴着喜报，第一行就是—孟非同学代表本校参加全市作文比赛，获得记叙文类唯一的一等奖。没过几天，喜报还贴在校门口，我又因为不知道干了什么坏事儿被全校通报批评，处分通告就贴在了喜报旁边。我经过校门口的时候还跟班上的女同学说：“看看，都有我！”当时我觉得特别牛。

    顺便说一句，我的太太当时就在我隔壁班，我们在一九八四年时就认识了。

    高三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是个扬州人，挺喜欢我的—所有教过我的语文老师都喜欢我。这位扬州先生经常回答不出学生的问题，每当这种尴尬的时刻，他就有个很神经质的反应—咳咳咳地清半天嗓子，后来他只要这么一清嗓子，同学们就知道他答不上来了。等清完了嗓子，他会带着扬州口音拉长了声调说：“这个—问题，让孟非同学来回答。”而我呢，理科学得跟狗屎一样，不断被羞辱，但人总要找点儿自信活下去吧，这种时候就该我露脸了—我总是很得意地站起来，在全班同学，尤其是女同学敬佩的目光中一二三四很拽地说上一大通。

    后来这个烟瘾特别大的语文老师没收了我一包香烟—那会儿我们学校高三的男生不抽烟的已然不多，我因此怀恨在心。一次又有同学在语文课上提问，他又答不上来，又拖长了声音说：“这个—问题让孟非同学来回答。”我噌地站起来，像电影里被捕的共产党员那样大声宣布：“不知道！”我的话让他一下愣住了，毕竟，语文课上从来没有我答不上来的时候。教室里的气氛顿时一片尴尬，很多男生坏笑起来。提问的同学还在等答案，我叛逆的表情仿佛在说：我不可以不知道吗？

    整个中学时代，唯一让我觉得安慰并找回一点点尊严的，就是我的文科成绩还不错。这离不开我的记忆力。中学里学过的很多古文我到现在还能全文背诵，中学时期的六本历史书，我曾经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能背出来，连教材里的插图在什么位置、插图的注解是什么，我也全都记得。这恐怕就是人们所说的“照相机一样的记忆力”。但后来我渐渐明白，这其实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因为缺乏判断力的人，记忆力往往特别好。我就属于缺乏判断力的人。

    中学时代我除了成绩不好之外，其他样样都好。那时我爸老教训我：“学习好比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