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之后回想我的童年，只有在重庆的十二年是最无邪又无忧的日子。

    我的童年正赶上“文革”尾声，当时大人们的所作所为，给我留下了神秘的印象。有这样一幕场景经常出现，至今我仍印象深刻。

    那时我父母的几个同学和同事经常在黄阿姨家聚会。我和我哥，还有黄阿姨家的两个孩子，被他们放在蚊帐里，看他们在昏黄的灯光下谈啊谈啊，也不知道在谈什么，一谈就到深夜。我们对此十分好奇，但是再怎么努力也听不清，更听不懂，也听不了那么晚，总是在蚊帐里躺成一排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等我睡了一觉起来撒尿，总是看见昏暗的灯光下，他们抽烟抽得整个屋子迷雾缭绕，捧着杯茶，还在灯下不断地说着什么。

    那是一九七六年，“文革”末期，那批知识分子，为动荡的国家那充满变数的未来而忧心忡忡。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一晚一晚地聚在一起，相互取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有着这样的经历，也算“位卑未敢忘忧国”吧。

    虽然是孩子，但是那个年代我们也并非完全是看客。一九七六年，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我们这帮孩子参加了悼念活动。就是在我那时生活的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大院里，所有人都哭得死去活来，亲爹死了都没那么哭过。我妈和她那些同事眼睛都哭得肿成了桃子。我们小孩儿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但看见大人们都哭了，心里也感到害怕。虽然知道是墙上挂着的相片里的毛主席、周总理死了，但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大人们一个个都哭成那样，也不敢问。

    我们被组织去叠小白花，追悼会上要用的，而且要用很多。我们就拼命地叠啊叠啊。我清楚地记得，追悼会上哀乐一起，旁边所有默哀的大人先是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然后几百人一起放声痛哭，把我们这些小孩儿全都吓到了，后来我们也哭了起来，是真哭—是被大人们的哭声吓的。当时在孩子里头我还算年龄大点儿的，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时的表现还是比较淡定的。

    那个年代有着太多的狂热，而这些狂热结束的那一幕，却意外地牢牢刻在了我童年的记忆里。那天放学后，孩子们都和往常一样回家了，可很快又都回到院子里，因为大人都不在家，而且不知去向。

    我们没心没肺地继续在院子里玩儿，院子很大，山上山下的，一直玩到天快黑了，肚子都饿了，也没有谁家的大人回来。我们急了，到处打听，最后在传达室那里听说所有的人都在大礼堂里开会。我们一群孩子马上奔到大礼堂，发现门口有解放军站岗，不让我们进。没办法，我们就坐在门口等啊等啊，等了很久很久，大人们终于陆续出来了。奇怪的是，那天见到的所有人，不分男女，不分年纪，不分级别，都红光满面、满口酒气，嗓门儿特别大。他们相互握手、拥抱，显得兴奋无比—他们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想起自己家里的孩子没人管，还没吃饭。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下午传来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所有单位在传达这个消息后都大摆“团结宴”。所有中国人在那天可能都喝酒了，而且很可能都喝醉了。因为那天意味着，十年“文革”结束了。

    一九七七年，我上小学了—重庆解放西路第二十五小学。学校一面临街，和重庆日报社隔街相望，另一面是“滚滚长江东逝水”。学校不大，没有一间教室的窗户玻璃是完整的，它们早在武斗的时候就被打得千疮百孔、满目疮痍。到了冬天，风嗖嗖地透过碎玻璃往教室里刮，江边有多冷，教室里就有多冷。

    “文革”刚结束那时，老师打学生是天经地义的。我在班上很调皮，所以老师经常教训我，把我的手打得肿起老高，连筷子都拿不住。有一次，我都忘了是出于什么原因，数学老师拿着尺子追着我打，我就围着教室狂跑，全班同学都笑疯了，站在桌上拍着巴掌呐喊加油。这幕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