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热闹街市相国寺以南、龙津桥以东的市区中心地区内，却有一片幽静的庠序之地的太学①以及与它毗邻的贡院②。当初礼部和主管城市设计的官员们决定把太学放在这里是否含有对太学生进行考验，要他们在这五光十色、目不暇给的闹市中修炼得像个目不旁瞬、心不旁鹜的入定老憎一样，固然不得而知，但是事实是。部分或者竟是大部分的太学生没有能经得起这样严峻的考验，经常要冒犯严厉的禁条在宿舍以外过夜。按照规定太学生在外过夜，要在一本名为“感风簿”的记事簿上登记，表示他感受风寒，在外治疗。奇怪的是这所煌煌学府竟成为风寒传染所，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学生每夜都感受风寒，要到勾栏瓦舍去治疗，而另外的三分之一学生则更加干脆了，他们不用登记，每到黄昏就自动离开斋舍，黎明以前，逾垣而入，装得没事儿一样，也没有人敢去过问。至于白天黄昏，约几名友好，袖笼一锭白银，鹅行鸭步般地走到丰乐楼、会仙楼正店以及近在咫尺的仁和店去浅斟细酌一番的更是不乏其人。这些高级酒楼中的各级服务人员都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接待顾客，喜气迎人，说两句话都有谱儿，叫人酒未落肚，胃口先已大开。酒楼中还有些身怀绝技的技术人员，例如传酒送菜的男工称为“行菜”，他一次行莱，从双手到胳膊直到肩膀下可以摆上二十碗菜肴，随着顾客传点，一份份送上，决不会发生一点差错，否则顾客一有意见，与店主嘀咕几句，这个“行菜”就有按照当时形式被扣罚工资，甚至被开革出店的危险。有了这样一套齐整的班子，再加上豪华的气派，精美的酒肴，当然可以广为招徕顾客，日进斗金，使得一部分太学生趋之如鹜了。

    虽然从广泛的意义来说，太学生都可以算为“天子门生”，但实际上，太学生也并非个个都是这样的“天之骄子”。等而下之的太学生只好到中等的酒楼以至到最低级的酒店去用酒饭。最节约的办法是花十文钱吃一碗用肉末拌作料的炸酱面，当时称为“合羹”。如果嫌合羹吃不饱，还可以来个轻料重面的“单羹”，那已接近于“阳春面”之流，只消付五文钱就可以了，即使再加五文钱的白酒，统共也不过十文钱，同样也酒醉饭饱，吃得醉醺醺地回到宿舍。所有这些，太学生早习以为常，虽然竖在太学门口的一块禁碑上写得明白，未经学官同意，擅自出去酒饭，也在禁例之中。总之，太学生的逾规越矩，由来已久，连官家、大臣也目有所闻，只好闭着一只眼睛，塞住半边耳朵，装聋作哑，区区几位学官，当然更没有必要雷厉风行地来整顿学风了。

    可是太学生可以在哪个等级的酒楼、勾栏中吃饭闹事、闲游狂荡，也有严格的区分。这决定于他们本身的社会阶层、经济条件，也要看他们经常过从、密切往来的友好是属于哪个等级。太学虽然聚几千名学生于一堂，分子却也非常复杂，各式人等都有。他们有的出身于名宦之家，父兄身居高职。是在朝或在野的名官儿，他们礼让为先，把祖辈的恩荫让给长兄，自己退居到太学来，混他一年半载，凭着父兄的关系，照样可以找到应试中选的方便之门、仕宦的终南捷径；有的来自外路，在本乡本地也算是富厚之宗，到得京师来，与上面的一档同舍生相比较，权势财力，都有所不逮，与他们交往，常有自惭形秽之感，这等人一时还爬不上高台，又放不落面子，成为夹心饼的馅子，处境很苦；有的出身寒素，几亩薄田，养活家口已感拮据，他们本身的花销，全靠官家供给的饩廪③，这号人虽然清苦，学业成绩，却往往斐然出众，考试起来总是名列前茅，再加上家世耕读，算得是出身清白，只要高中进士，也有他们的前途；还有一等出身子富商大贾之家的子弟，富而不贵，也成为夹心馅子，处境不见得好。例如李邦彦的父亲开一家银铺，发了大财，一心结交官府，把儿子弄进太学。李邦彦在学里出手阔绰，到处笼络，同舍学生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