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两个月。这篇小品是张爱玲从胡兰成口中听来的，故事中的女孩就是胡的岳母。张爱玲这样写着：“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这又何尝不是她自身的写照。于是在半年后，也就是一九四四年七、八月间，英娣提出离婚，随后胡兰成与张爱玲私下成婚。对此胡兰成的解释是：“我为顾到日后时局变动不致连累她，没有举行仪式，只写婚书婚书文曰：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为定。”“我们虽结了婚，亦仍像没有结过婚。我不肯使她的生活有一点因我之故而改变。两人怎么亦做不像夫妻的样子，却依然一个是金童，一个是玉女。”这期间的胡兰成，据罗君强的《伪廷幽影录》说：“胡曾受池田支持，主编谋略性刊物——《苦竹》月刊。以后应日本人之聘，在汉口任华文《大楚报》社长，得到日本驻武汉‘吕’部队参谋人员的同意，发表拥蒋媾和、日军撤退的谋略文章。并公开讲演，从事鼓吹，使陈公博、周佛海为之头痛其时汪精卫已死，汪氏死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

    胡兰成创办《苦竹》，张爱玲为了“帮夫”，除了写文章外，还拉了好友炎樱来助阵（杂志的封面就出自炎樱之手），但是炎樱的英文文章都得张爱玲翻译，于是在《苦竹》中，张爱玲是又写又译，写的有《谈音乐》、《自己的文章》原刊于一九四四年五月的《新东方》月刊，今重刊。《桂花蒸阿小悲秋》，译的有《死歌》、《生命的颜色》（均为炎樱的作品）。学者余斌甚至还指出，张爱玲把《桂花蒸阿小悲秋》、《谈音乐》这些她小说、散文中上乘之作，留给《苦竹》，而长期刊登她作品的《杂志》月刊，却只获得一篇无甚精彩的《殷宝滟送花楼会》，可见得远近亲疏之不同。

    一九四四年秋胡兰成赴武汉沦陷区接手《大楚报》，任社长。同时他还带去两位来自北京沦陷区的活跃分子沈启无和关永吉（张岛），分别任副社长和总编辑。前者原为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原为周作人的四大弟子之一，一九四四年三月周作人发表“破门”声明后，被逐出师门，也被排挤出文化界。后者原为日伪《中国公论》的编辑部主任，一九四四年春因公开发表反日言论被当局注意而逃离北京。

    胡兰成性格有其多面性，他这时眼见日本战败似已不可逆转，他打算做一个现代孙权，而武汉据天下之中，足可左右逢源。如果日本人不败，他依靠日本人，足可与重庆、汪伪两方抗衡，三分天下。如日本人战败，重庆能赦免他汉奸罪，他就倒向重庆；否则就打个烂仗，也说不定能死里求生。

    因此他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又在南京办了以政治为主的《大公周刊》，陶菊隐的《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中有记述：该刊的文章“反对列强在华作战……提出日军撤出中国……还登了延安、重庆的电讯”；“这个刊物问世以后，在上海设有办事处，销路特好，一再加印，亦可见当时‘反战’情绪高涨”。但是传记作家胡辛对此不以为然并批评道：“《大公》既反战又分明亲日；想八面讨好；多重人格。”胡兰成在婚后一两个月，就到汉口办《大楚报》，随即移情别恋，与汉阳医院十七岁的小护士周训德恋上了。他在办报早出晚归之余，第一桩事就是看小周，与小周在潮湿的江边沙滩上散步，每一脚都印出水来，他又急切地要她做学生、做女儿、做妹妹，很快要她做老婆！他也不隐瞒张爱玲的事，好像他要这个人或那个人做他老婆，都一律的理直气壮。

    抗战胜利时胡兰成被迫与小周分手，当时他曾对她做了如下的表白：“我与你相聚只有九个月，但好像从天地开辟时起已有我们两人，不但今世，前世已经相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