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的角色。霍皮人叫它“寇夏尔”，东尼·席勒曼（显然他是亲眼见过）为我们描述了其装扮：“他们穿着围腰布，身上有着斑马似的黑白条纹，脸上涂抹着白粉，嘴唇周围画出巨大的黑色笑容，头发分成两股朝天卷成长长的圆锥角，角端垂有类似玉米外壳制成的尾刷……这时他们之间的两个站在屋顶护栏上，狂态十足地指着下面的卡钦那队伍。另外两个，一为肥胖男子，一为有着举重选手体格的年轻人，则一块搬动一个长梯。他们莽莽撞撞地转动着长梯，刷倒了其中一个同伴，又将另一个撞得头下脚上……”

    这当然就是小丑没错，但却是神圣的，霍皮人千年祭典中的神圣小丑，“不是扰乱，是祭典的一部分。那具有象征意义。他们代表了人性。丑角做的全是错事，而神灵全做得对。”

    所以乔·利风副队长知道这两起谋杀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联系——死去了两个大家钟爱的人，两个神圣小丑。

    今天，小丑我们知道，但神圣这部分从缺，代之以自伤自怜，那种“掌声在欢呼之中响起，泪水已融在笑容里”的有点肉麻自伤自怜。我们不再知道它的源远流长，它的公众性崇高严肃意义和功能，把它马戏团化，也个人化自恋化了，以至于它的后裔尽管仍散落我们周遭，由于我们辨识的是它的粉彩假面而不是其内在本质，我们仍认不出来而已。

    我们还是先顺着“寇夏尔”来说。祭典当然是神圣的，而霍皮人说小丑也是神圣的，惟后面这个神圣很明显是特殊的、异质的、对立的，带着破坏力量，挑衅着神圣惯有的庄严肃穆表现形式，因此小丑这部分的所谓神圣，我们可理解某种特权，某种必要的保护方式或说赦免，好对抗、或应该说借由对抗来完成祭典本身更大的神圣。这里便让我们看出来某种睿智而且极深刻的不安，对什么不安呢？不是对神圣本身，而是神圣的基本庄严肃穆形式；就神圣而言，庄严肃穆当然是好的，合宜而且自然，但它是惟一的、非如此方能构成神圣吗？我们晓得，单一的表达形式永远存在一个巨大的风险，那就是时间一拉长，形式会失去了它的指示和隐喻部分，而让形式完完全全等同于、叠合于它表达的内容本身，也就是说形式完成了它对内容唯名论的篡夺——某种千年不坠的神圣也许是好的，星空一样让人永远有崇高的、超越一己的富想像力东西可以仰望、可以自省、可以清涤自己；但某种僵固千年的庄严却是窒息的、恐怖的、甚至是迫害的，你非得适度地对抗它破坏它不可，至少要凿出一个通风的窗口，好让庄严的表达形式停留于就只是表达形式的原初谦卑位置，防止它在时间中硬化成一个密合无缝的外壳，让人可以呼吸，可以时时回返到神圣的原点。

    我们用到“恐怖的”“迫害的”这么沉重的词，并非危言耸听。也许在霍皮族这样政治建构不足、社会层级分割不明显的国度里，这样的效应是不至于恶化到如此地步，但在世界其他各地以及人类历史上可非如此。我们晓得，神圣并不仅仅是冥思的、沉静的、真的像星空那样的纯净无害的“境界”而已，它同时饱含着权力，由上而下的权力，通过某种仪式催眠氛围、但更多时候系通过森严的教谕禁令来传达来维护来保证执行，因此它的具体形态总是一个严厉的权力层级结构，而且控制的不只是人的行为，而是直接从思想和言论的层面禁锢。如此一种纯粹由上而下、有人只说不听而绝大多数人只听不说的单向权力结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它自身便埋藏着自我毁灭的种子，只因为如此非报称的、完全失衡的权力层级结构不可能长期存活，它不仅难以忍受，更糟糕的是它听不到真的话，看不见真的事，接触不到真的人，因此它很快会变笨。一种让人无法忍受的掌权笨蛋除了走向毁灭之外哪里还会有第二条路好走呢？

    因此，“总要有人说出真话来”，在某种可控制、可容忍的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