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有话要说而不是只想卖书的写作者。更妙的是，铁伊火气中很大一部分居然直接朝向作为她衣食父母的大众。在她的巨作《时间的女儿》首章一开头，她通过困于病房的格兰特探长嘴巴说，“过多的人诞生在这个世界之上，写了过多的字。数以百计的字每分钟都在复印，想起来就可怕。”然后，顺势把一堆流行小说又嘲又讽地结实修理一顿；而我们知道，《时间的女儿》严肃而沉重地检讨了传说和历史的虚假和误谬，铁伊相当程度归因于人们的无知、懦怯、烧昏脑袋的激情和种种隐藏着各自利益的私心云云。

    在《法兰柴思事件》这本书中，铁伊延续了或说扩大了如此的愤懑。铁伊笔下，这桩苏格兰场原本决定不移送起诉的疑似绑架案，经过八卦小报的煽情报道，遂成燎原之火，在整个英国爆发开来。当然，在一造是年纪不到十六岁、有一对婴儿蓝且分得很开的眼睛、饱受凌虐的清纯女学生，另一造是加起来超过一百岁、住法兰柴思大房子（尽管实际上颇穷）、且不跟人往来有巫婆传闻的母女之间，义愤填膺的大众当然一面倒站在前者那一边，于是正义之言—谩骂—杯葛—骚扰—攻击遂像一条谁也挡不住的单行道，暴力在正义的召唤下，毫不犹豫地现身，法兰柴思先是围墙被漆上脏字眼，跟着被翻墙侵入击破玻璃并殴打，最终是一把大火烧了。熟悉人类历史的读者应该不意外，更不会认为这只是铁伊的过甚其辞，这是人类集体行为经常呈现的公式行为——在这里，铁伊借由一桩英小学乡镇的小小绑架案，简单连上了人类狂暴而且始终悔改不了的记忆。

    从铁伊这样的愤怒投枪，我们可循迹溯回她所珍视的、认真要捍卫的事物：她相信知识、相信经验、相信进步是人类认真使用脑子的可能结果，时间则是必要的代价，激情和狂暴不足以让美好的结果更快呈现，只徒然带来伤害和步伐的踉跄偏斜；她相信各种德目，但小心不让其中哪一项标高到神圣的地步，以免侵害了其他德目；她甚至相信价值和德目并不必然自动和谐，在现实世界中不免彼此倾轧冲突，因此人得认真去分辨，并细心地思考、守护、微调，并时时检查它的锋芒。

    罗勃·巴纳德在为《时间的女儿》作序时，称之为某种中产阶级的困境，但我个人宁可称之为洛克以降的英国知识分子传统。

    从十八世纪法国人简单标举着“自由、平等、博爱”（他们从不关心这其实是分别的三件事，实践起来往往不共容）进行大革命之后，全世界此起彼落的现代化过程总挟带着高热的激情。这方面，美国人自诩他们得天独厚，他们以为北美新大陆的广袤土地提供了社会发展冲突的安全阀，避开了诸如法国大革命、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德意法西斯热潮等等所付出的残酷代价。

    如果我们说美国是仰仗空间来稀释热情，那英国便是依靠时间来节制热情——众所周知，英国不仅是工业革命的母国，也是社会平民化、政治民主化的起源地，他们不像后来超英赶美的其他国家那样，把浩大的人类改造工程压缩在极短时间内，将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等等大问题“毕其功于一役”；相反的，他们开始得早，有机会一次只对付一个问题，所以能冷静地运用理智，可靠地积累经验。英国这样的知识分子像思维的工程师，而不像意识形态化的革命者，这一点，我们从法国大革命彼时整个欧陆的狂飙声中，英吉利海峡这边柏克那种冷静忧心、略带迟疑保守的批评，最能体会出英国知识分子的如此特质。

    不仅面对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如此，英国的知识分子甚至还驯化了更具狂野力量的社会主义意识。

    有个老笑话是这样子的：话说有三种人争论谁的行业最古老，石匠说石器时代是人类最早的阶段所以最古老；但建筑师不同意，说早在那之前宇宙一片混乱便是靠着建筑师才建立了秩序；社会主义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