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来到常熟服装城调查，当他看到古城边的农民们仅用几年时间，就在自己的菜地里和水塘上建起了一个超级服装市场，每天五彩缤纷、热闹非凡的场面，情不自禁地挥毫写下了“常熟商场，购物天堂”8个大字。

    与当时的商场相比，今天的服装城远远超过了几倍几十倍。而今的常熟，无论是本地人还是来此的外地人，如果你问他一声到常熟哪儿最值得看一看，哪儿给你留下最深的印象，你所能听到的已不再是郭建光唱的“芦花放、稻谷香”的阳澄湖和阳澄湖里的大螃蟹，以及阿庆嫂的“春来茶馆”了。（不过你初次到常熟的话，一定要尝尝阳澄湖大螃蟹，那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美味。茶馆也是常熟的一大特色，取之当年姜太公钓鱼的尚湖之水，再泡上虞仲圣贤留在虞山顶的那片无污染茶叶，喝它七七四十九壶，然后天南海北胡吹一通，那感觉可是在靠自来水对付宾客的北京一些茶馆里绝对找不到的。）你所听到的肯定是“服装城”。

    是的，常熟的干部口中现在有句名言，他们称自己这儿“抗日战争出了个‘沙家浜’，改革年代出了个服装城”。昔日的“沙家浜”和今日的服装城，永远是常熟人心目中的两座丰碑，也是他们常熟人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中营造的两座丰碑。

    “沙家浜”的革命斗争史，给中国革命提供的是一种适合苏南地区的游击战争模式；服装城的创建实践与成功经验，给今日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的是一种适合乡镇条件下的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经济模式。

    仅就这两点，常熟人就足可以在13亿中国人面前挺起胸膛。

    然而他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常熟服装城无论从规模、销售额，还是它在中国服装界已有的声望和影响，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可为了给服装城取得一个“中国”字头的牌子，市里、商城里的干部不知往南京、北京跑了多少趟，但结果依然不行，原因大体是中央有文件规定，带“中国”字头的单位和企业，必须是国家或国家直属的单位和企业。一句话，你常熟是地方上的“小弟弟”。对此，常熟人不必懊丧。

    其实他们没有懊丧。他们照样在服装城几处最繁华、最醒目的出口处，挂起了巨幅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和另一位副委员长李锡铭书写的十分苍劲有力的“中国服装城”5个大字。据说，对此上至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李鹏总理，下至中央各部委大员视察常熟时，当看到这赫然醒目的“中国服装城”字样时，不仅没有表示疑义，相反脸带微笑。

    常熟人心头放下了秤砣。

    事实上，他们没有放不下心的。打服装城成为远近闻名的市场以后，他们一直把它当做在本地执行邓小平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搞市场经济的一块“丰产示范田”，在认真细致地耕耘运作着——

    这就是始终贯彻百分之百的办市场规律——

    这个规律就是自主、平等、公平、竞争，能让人放放心心安安全全地赚钱。

    常熟人明白，“中国”字头的牌子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容。没有内容的牌子早晚是要倒下的。（值得一提的是常熟服装市场成功后，周边的大市小市和一只只大小“老虎”后来也办起了“某某服装城”、“某某纺织城”，有的一上来就高高地打出了“中国”字头，可最后还是大多以失败而告终。）

    诚然，在当今中国出现办“市场热”的时刻，那些饱受失败之苦者回过头来认认真真地学一下常熟人办市场的经验，似乎太有必要。我曾经用下面的文学语言对他们的经验作过如下总结，即：

    由自己想赚钱到先让别人赚钱；

    由自己也能赚钱中先尽可能地让别人赚好赚足钱；

    由自己也能躺在已赚的钱上享福到办更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