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靖康元年十一月十二日粘罕大军渡过河阳的黄河渡口算起，两天以后斡离不大军也渡过魏县李固渡的黄河渡口，直到十一月三十日，金朝东西两路大军同日到达，会师于东京城下，闰十一月一日金兵正式攻城的二十天是民族危机空前紧急，是北宋朝廷已处在生死绝续关头的关键性的二十天。

    作为高级军官吴革、作为刚刚有了一个出身的起码官员雷观、作为尚无一命之荣的太学生丁特起、作为各阶层市民的医士邢倞和染匠何宏，作为闭门谢客的歌妓李师师等都明白地感觉到，在这关键时刻中宋朝人应当有所行动才能打退金人，决不能寄托希望于一场瘟疫和一场大地震使金人乖乖地自动撤退。

    但是作为主持朝纲的当局大臣何栗、孙傅、唐恪、耿南仲这些人，在这个关键时刻又做了哪些应急的准备工作，采取了哪些战守的行动呢？

    说来好笑，渊圣皇帝命令吴革到陕西去勾兵的明旨下来以后，大臣们进行了一场讨论，首先对并非由他们推荐而是渊圣皇帝直接召见的吴革感到十分不满。如果哪一个普通军官都可以直接见到官家，妄论国是，反对割地、劝渊圣“不复议和”，朝纲岂不是要大乱了？他们先给吴革加上一个“动摇国策，荧惑圣听”的罪名。然后针对吴革的“勾兵陕西”之议，提出两条理由：

    第一条是属于财政方面的，如果陕西或其他地方的勤王军都“勾”到了，这笔费用如何开销？他们的官样文章是：今百姓困匮，调发不及，算数十万兵于京城下，财用何以给之？说得好冠冕堂皇！不过他们忘记了一条，他们还准备补足年初斡离不围城时勒索去的不足之数，另外每年加三十万两匹银绢赂献金师，以求缓攻，不知道这笔帐准备如何开销？

    第二条是属于外交的，说是今朝廷讲和，不务用兵，若使金人知道朝廷已在东京附近征集军队，志不在和，岂不激怒了他们。

    根据这两条理由，他们决定不准吴革前往“陕西勾兵”，也不准另一个带兵的文官张叔夜率领所部从京西路前来勤王。

    作为普通军官的吴革，的确不了解朝廷事务的复杂性，渊歪皇帝亲自接见他，当面跟他说要他去陕西勾兵，后来又正式下了明旨，却还是作不得数。只要在宰执之间有了反对的意见，他们就有本事使诏旨成为一纸空文。吴革后来续得诏旨命他暂缓陕西之行。那时潼关已遭金军封锁，吴革还当这是官家对他保全之意，怎知道其中还有这样复杂的经过？

    后来有一次，他因议论京城防守军务与耿南仲在政事堂争执起来，耿南仲气鼓鼓地朝他白了一眼，然后冲口一句骂出来：“公之言何一似太学生？”

    吴革当时还不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后来问了丁特起，才知道在政事堂中，太学生就等于是盗匪寇贼的同义词。主战的太学生是主和的宰执们的第一号仇敌，普通军官吴革说起话来和太学生一样，根据他们的逻辑，他当然也是他们的第一号仇敌。

    吴革到京城来了一两个月，学了不少乖，到最后总算弄清楚了官家要他与宰执们商量战守之计，实际是“与虎谋皮”的勾当。他这才下了决心要与何老爹等人组织“地下据点”来进行抗金的大计。达官贵人中间既然找不到同盟者，只好在市井细民、学生官兵中寻求志同道合的人，这是事理发展势所必然的。

    不过宰执大臣，也还有各自的面目，并非完全划一。譬如“主战”的宰相何栗，他的面目便不同于其他的宰执，做出事情来也别有一副肝肠。

    何栗为人犹如一只红萝卜球，他的主战的主张好像一层红皮，用手指甲把它剥去，里面雪白的萝卜心子就露出来了。他是战在皮外，和在心子里。其实从他本人的外形来看，圆滚滚的脸，圆滚滚的身休，圆滚滚的一团被酒糟染得通红的鼻子，也很象一只红萝卜。何栗上台前曾受到太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