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到机场万豪酒店，我让伦尼打道回府。他说他要留下来。我说我自己就可以处理这事——我希望由我自己处理这事。他不情愿地同意了。

    我给雷切尔打了个电话，她恢复得很好。我把发生的事讲给她听了。“给哈罗德·费舍尔打个电话，”我说，“请他对阿贝和洛兰·坦斯摩尔的背景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我想知道他们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好的，”她温柔地说。“我盼着能到你那儿。”

    “我也是。”

    我坐在床上。头耷拉下来，双手托着。我不认为我哭了，也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感觉。事情就这样了。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了。雷切尔两小时后打来电话，她说的情况并没有出乎我的意料。

    阿贝和洛兰都是体面的公民。阿贝是他家的第一个大学生，他还有两个妹妹，她们都住在当地，各有三个孩子。他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读大一时认识了洛兰。

    夜幕降临了。我站在镜子前打量着自己。我的妻子试图杀死我。当然，她是个反复无常的人。我现在算是知道了，他妈的，也许当时我就知道。我想当时自己没有在意而已。如果某个孩子的脸破了，我会把它修复如初。在手术室里我能创造出奇迹。但我自己却妻死子散，除了眼睁睁地看着，无计可施。

    我在思考，父亲意味着什么。我爱我的女儿，这我知道。但是当我今天看到阿贝时，当我看到伦尼当橄榄球教练时，我疑惑了。我怀疑自己是不是个合格的父亲。我怀疑自己有没有尽到义务，我怀疑自己是否值得尊敬。

    或者，难道我已经知道答案了吗？

    我是多么热切地渴望把我的小丫头弄冋我身边，我也多么热切地渴望这事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或者就不要有这样的渴望。塔拉看上去是那样地开心。

    已是午夜。我又在镜前端详着自己。如果这事真的就这样算了——让她待在阿贝和洛兰身边——这是不是正确的做法？难道我就真的勇敢、坚强到一走了之的地步？我怔怔地盯着镜子，挑战自我。我能做到吗？

    我躺了下来。我想我是睡着了。一声敲门把我惊醒。我扫了一眼床边的电子钟，现在是清晨5点19分。

    “我正睡着呢，”我说。

    “是塞德曼医生吗？”

    是个男人的声音。

    “塞德曼医生，我是阿贝·坦斯摩尔。”

    我开了门。近看他是个很帅的男人，有点像詹姆斯·泰勒。他穿着条牛仔裤和一件褐色的T恤。我看到他蓝色的眼睛里夹杂着一点血丝。我知道自己的眼睛也是这个样子。好长时间，我们只是彼此凝视着。我想开口，但说不出来。我向后退了几步，把他让进屋。

    “你的律师顺道去过我家。他，”——阿贝停住了，使劲抑制着感情——“他把这事的前因后果都告诉我们了。洛兰和我一夜没睡。我们商量来讨论去，哭了一阵又一阵。但我想，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只能有一个决定。”阿贝·坦斯摩尔努力控制着自己，但还是没有控制住。他闭上双眼，“我们不得不把你的女儿还给你。”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摇摇头。“怎样对她最有利，我们就得怎么做。”

    “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塞德曼医生。”

    “请叫我马克。”这是个意在不言中的事，我是知道的。但对这事我并没有心理准备。“如果你担心进行一场冗长乏味的官司，伦尼不应该——”

    “不，不是因为这个。”

    我们又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我朝房间里的椅子指了指，他摇摇头。接着他看着我。“整整一夜，我一直在想像你的痛苦。我觉得不能想像得出来。我想一个人总会有一些他没有经历过的东西。也许这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你的痛苦并不是洛兰和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