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用政治罪行把人处死变得不再容易。毛泽东禁止处死政治犯。主席宣称，人不像葱，如果你把他们的脑袋砍掉，不会再长出来。斯大林有计划地处死党的上层干部、枪毙中央委员会甚至政治局成员的习惯，从未在中国流行过。中国共产党以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造运动和名义，杀死了一些人，但是死者通常是地主、普通罪犯、嫖客、拉皮条者、国民党残余、次要的共产党工作人员——党的上层干部头颅尚存。

    文革期间，许多激进分子，年轻而缺乏经验的积极分子为突然的成功而陶醉，意气风发地指责对手在意识形态上的错误，指责他们是“修正主义者”或“走资本主义道路者”。但是康生早就看到，许多干部这几年倒下，结果却再次起来；他知道，政治上异端邪说的指控很少是致命的。这些是“路线”问题，不是罪行；在中国永无休止的不断变动中，因为意识形态的错误而遭处罚的干部，可能有一天跃为部长或政治局成员，卷土重来。

    康生过去常常指责对手犯有意识形态的错误，但是他在一生中也曾以更严重的指控来污蔑他的受害者，诸如“叛徒”、“敌特”和“卖国贼”。康生并不试图捕获由台湾、苏联和美国派遣的真正的间谍，或试图搜集有关外国政府的情报，他反面利用安全机构把中国变为一个恐怖的场所，他的竞争者被迫在其间坦白他们反国家的想象中的罪行。

    康生对于通敌和告密的指控是如此严重，以致受害者不可能恢复名誉——尤其，他的指控自然导致非人的虐待，结果由于医疗疏忽或其他行政手段，受害者只有死路二条。康生并无法任意处决他的上层敌手，但是他以一种斯大林主义的精确形式施加影响：通过表面的官方调查来毁掉许多干部，这些调查似乎依靠真正的坦白和证据。

    文革第一批受害者迅速消失在北京的舞台上。彭真被放逐到陕西；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在群众大会上受到嘲讽和谴责，然后秽送往监狱和劳改营。当中国共产党的上层领导相继失去恩宠时，这场清洗背后的策划者康生发现，要想获得他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权力，他就必须抹黑中国革命荣誉名册中一些最著名的名字。

    彭真和其他文革初期的受害者倒台的两个月里，康生决定，他的计划和野心需要毁灭刘少奇——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副主席，一九五〇年年中以来毛泽东亲手挑选的接班人。刘少奇是一个极其危险的目标；康生知道，对他的任何攻击都不得不十分小心。除非能够得到毛泽东的明确支持，康生最好的赌注是隐藏他对刘少奇的仇恨，并且让他相信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

    刘少奇生于一八九八年，与康生同岁；从二〇年代起就认识毛泽东，那时他们俩一起确立了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的基础。一九二二年加入共产党之后，身为莫斯科学生的刘少奇返回中国，并且以他的方式工作，从下层劳工的组织者，上升为国民党控制的“白区”中共产党活动的最高领袖。一九四四年之前的二十年里，他领导着一个范围广泛的干部网络，包括许多最有才能的共产党员。与大部分由农民组成的共产党军队不同，刘少奇的周围是一些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在中国共产党获得对大陆的控制之后，他们占据了许多重要的位置。

    考虑到刘少奇的庞大权力，康生勤奋地培育与他的良好关系。一九五六年康生返回政治舞台之后，他不厌其烦地奉承刘少奇；六〇年代初期他们是非常接近的，刘少奇挑选康生来编辑《刘少奇文选》，这是康生自己提议的。迟至一九六六年五月那场剥夺彭真、杨尚昆和陆定一权力的政治局会议，康生仍然极其敬重刘少奇。确实，康生在那次会议上向他的同事们承认，他后悔在三十五年前以“谢康”的笔名，批评刘少奇的工会政策。康生抱歉地解释说，他“不知道刘少奇同志是白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