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连雅堂先生所著之《台湾通史》第一次在国内印行，六月排版将毕，其哲嗣连定一先生命余作叙。余与定一先生十余年故交，谊不敢辞，乃秉笔而言曰：

    凡住居于此员舆上之民族，苟能不安僿野，黾勉前进，均必能在文化上有所贡献，以传遗后世，以沾溉人类。惟因时地不同，环境差殊，故每民族所创造之文化均必押有其环境之印记，于大同之文化体中有特异焉。此特异点与创造民族之盛衰分合有密切之关系，籀绎古史者不可不慎思而明辨之也。我中华民族所创造之文化为世界巨大文化之一，殊无疑义。其特异点，依吾人之所探寻，盖有三端：一曰缓，二曰久，三曰稳。自人类学者证明吾民族为中华之土著而外来之说绌，其奠居于斯土也已不知其绵历几万年。从有传说计起，炎黄羲皞以后盖已超过五千年。其同时之文化民族，若埃及人，若两河间人，其进入历史皆比中国较早。埃及之第十二朝（西元前二十与十九两世纪），与将来第十八朝之阿门诺斐斯稳也。缓近于绌而稳毗于优，久介其间而斡其运，微久无以补缓之缺，微稳亦无以奠久之基。然微缓，则其于政也，多强迫急制之音，少优柔餍饫之趣，故亦终难收可大可久之效。则缓与稳虽似优绌相反，而实系一事的两方，去此一则彼一亦失。斯义对庶政或非显著，而惟异族相遇，俗遗化殊，急若束湿，虽亦偶获近效，而欲其雍容涵育，久且熔为一体，绝不可得。一旦束断，凌乱溃散，或返其故，或且有甚于故者。我国数千年来，与四周浅化人民之相处，毫无奇策，亦惟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渐渍之以文化而不束缚之以政刑，只注意于风俗习惯之渐由异而之同，绝不设法加强各民族间之此疆与彼界，无迫促同化之意。而潜移默化，皆可抱孕熔合于不自觉，以视十九世纪东西列强所用之禁用语言，迫抑习俗之政策大异其趣。不急同化者终得同化，急于同化者卒难同化，自然演进之迟速与人意中之迟速常多睽违，天下事大抵然哉。

    台湾与我闽疆一苇可通，其通中国也自隋，至今日千余年，即至明季郑氏之逐荷兰人亦已千有余年也。此千余年间我闽、广人民与斯地土著逐渐融合之陈迹，虽史缺有间，而用近一二百年间我侨民在南洋诸岛与土民融合之经历相比较，固不难想象以得。大陆移民在台湾者经历久远，至郑氏时与土人盖已融为一体。虽高山深谷之中，因地势之限隔，小有流遗，未尽同化，而全局固无大殊异。明季之争，非郑氏与荷兰人之争，乃吾中华民族与少数侵入之西洋人相争，故其胜败之数不待蓍蔡。此后斯土虽随全国之后由清廷征服，而我民族同化之伟业固仍继续进行。

    清末，日本人窃据，以数十年之力即欲攫为己有。其施政也又徒暴力以压，迫切以求，四五十年中未尝念及土著之应有选举权与否。及迫于丧失，始思开放一小部分不平等之应得以为钩饵，所施极狭，所愿奇奢，多见其不知量也。

    今日故土恢复在即，吾国人对于斯土千余年之经历，亟宜有所研讨以备来日之鉴戒，而有关之典籍文献殊未丰富，识者憾之。雅堂先生为吾国老民党，邃于史学，积数十年之力，成《台湾通史》巨著。余尝读其书，吾先民千余年艰辛缔造之遗迹罔弗覙陈。且斯时正值日本人压迫唆削之际，故先生对于民族之痛，怀之至深，于割地后诸英杰毫无希望，而犹艰贞力争自由之逸事，再三致意。且搜罗弘富，于岛中动植矿物之蕴藏，亦皆据耳目之所睹闻，据实列述，不作浮光掠影之谈。乃叹邦人君子，如尚不愿将祖先之所惨淡经营者完全置诸脑后，则对此书允宜人手一编。惟前仅印行于日本，国人得之非易，今幸商务印书馆不顾抗战八年后印刷之困难，勉力排印，已可与邦人君子相见。又喜胜利在望，父老兄弟归祖国之怀抱有日，斯书印成正值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