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术的所有品类中，雕塑的数量占压倒优势，不仅在中国，在世界所有国家都如此。这首先是因为遗存至今的雕塑所使用的都是一些值贱质坚的材料，如石头等。其二是其基数大，经得起岁月的消磨，如陶塑、石窟造像，动辄就成千上万。而其中最重要的，可能还在雕塑本身。雕塑是三度空间的艺术，雕塑艺术与构成它的材料合为一体，只要材料存在，雕塑就存在(完整或残缺)。别的美术品例如绘画则不然，它们是一种材料附着在别的材料的表面而成。由于这些载体要么本身易毁坏，如纸、绢、布；要么是岁月淘洗使表面材料脱落，保存下来的，为数较少。中国雕塑经几万年的积累，数量浩繁，品类众多，真使人有眼花缭乱之感。正如中国的历史是几个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唯一使文化传统完整地保留下来一样，中国的雕塑一直保持它最根本的特色或精神。暂且不谈那迷雾一般的远古，进入文明史以来，中国雕塑又有什么特色或精神？可以简扼地说，就是实用性和象征性。当然，实用性和象征性并不是中国雕塑所独有，但却只有中国一直将这些精神贯穿在她几千年的雕塑作品里而成为它的显著特色。

    实用性是指制作雕塑的目的，总是将用的功能放在第一位。实用是中国的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一方面体现为礼教与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则体现为人自身对求美欲望的一种满足。礼教是维系中国社会的纲，以儒学为根本的礼教尤为重视“用”。孔子所谓“吾岂匏〔páo袍〕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的思想和传统中“格物致知，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渗透进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内。在这种一切为“用”的文化氛围内，雕塑不会例外，首先也为实用服务。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出的“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的美术功能，就是艺术为礼教服务的很好总结。那些庙堂之上的礼器，起旌表作用的石刻牌坊，墓葬中的石象生、明器和一些画像，就是这类礼教功用的雕塑。佛教传入前，中国人信仰的主要是天地、鬼神、仙人，对这些神祗的敬奉、祭祀极为认真。精美的雕塑自然大量运用于这些祭祀的祭器上，如青铜器、玉器等。传入中国的佛教又称像教，即修行与参拜可视的佛等图象同时进行。造一像可得无上福报，这一简单易行的成佛方法，遂使各种体量、各种材质的造像泛滥开来。撇开礼教与宗教不谈，纯粹从人的生活需要来看，大量日用器物上的附饰雕刻，更是审美与实用的统一。一件实用性强的雕塑作品，往往蕴含了这个时期的文化的多种意义。如一面铜镜，本是生活中用品，但铜镜雕镌的图象和文字，既是装饰和审美的需要，又因多为礼教内容和宗教内容，而带有寓教育、崇敬于艺术的目的。由此可见中国人对某一物件的需求或功利目的，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因而一件雕塑品的实用价值也不会仅仅局限于某一方面。

    象征性主要是指艺术上的追求，即雕塑不重在追求肖形像物，而是以某件雕塑所代表的意义为主要目的。在中国历史上，对待雕塑，有两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越是写实的，越没有欣赏的功能；倒是那些变形的、抽象的如玉器，特殊性状的石头等，往往成了把玩追远、民德归厚”的国度里，在我们这个喜欢扬善隐恶的国度里，各种带有纪念性的雕塑本应该层出不穷。奇怪的是，从帝王贵胄到引壶卖浆者流，基本上(不是全部)都不为自己塑像，即不表现成雕塑作品。中国的旌表纪念主要体现在文字中，如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碑文、刻石、摩岩、墓志铭、牌位等，而雕塑往往是这些文字的铺垫部分或附饰部分。典型的是散布各地的贞节牌坊、乐善牌坊、长寿牌坊。这些石刻虽然雕镂了精美的山川人物、花鸟虫鱼、珍禽瑞兽，但牌坊的主题并不在这些雕刻。牌坊这种形式，是一种象征性、纪念性的石刻作品，它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