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济舟正式做十三行行首；为了封杀潘振承申办行帖，严济舟巧妙地讨好巡抚杨应琚，杨应琚颁布新规定，行商官帖必须由全体行商联保；潘振承另辟蹊径，也想到讨好杨应琚这一招；花县儒学遭遇龙卷风，校舍断壁残垣，杨应琚花光了藩库的银子，一筹莫展；上哪去筹集修缮银两？一个惊人的喜讯传来，广州一个隐名善翁捐助了两千五百两银子！

    在陈焘洋任行首时，潘振承亲眼目睹办帖之难，也听东主说过从前办帖之易。

    广东的行商制度始于康熙二十四年开关通商之初。开关通商不止是准许对外贸易，还包括开放沿海的国内贸易。为了便于管理，总督吴兴祚、巡抚李士桢会同首任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专门发布文告，将从事海洋贸易的牙商分成两类，一类为专门接待沿海贸易商船的牙行，名曰“金丝行”；另一类专门接待外洋贸易商船的牙行，名曰“洋货行”，简称“洋行”。沿袭明朝的旧习，广东人把洋货行统称为十三行。实际行数有多有少，不一而论。

    那时凡愿意承办洋货贸易的牙商，换个招牌便可充任洋货行商人。鉴于番船贸易额巨大，小牙商的资金根本无法应付，势必影响代向海关缴纳关税，李士桢在抚告中对申办洋货行者另具特别规定：“省城、佛山商民、牙行人等知悉：嗣后如有身家殷实之人，愿充洋货行者，或呈明地方官府承充，或改换招牌，各具呈认明给帖。”

    抚告规定，无论牙商或其他商人，想获得行帖者必须具备殷商身份。最初的外洋贸易主要是南洋贸易，西洋商船鲜有光顾，有时数年才来一艘。想办洋货行官帖易如反掌，官帖由南海番禺知县衙门发放。康熙五十三年，以英吉利在广州设立商馆为标志，到港的西洋船只与年俱增，外洋贸易逐步繁荣。到雍正七年，洋行有十四家之多。行帖成为香饽饽，办帖的难度自然增大。知县衙门发的牙帖不算数，必须持有布政使衙门发的牙帖，方可从事散货牙商业务，倘若要从事行商业务，还得由海关颁发行帖。由于办帖难度增大，贪墨受贿暗中滋生，雍正十年广东总督鄂弥达查办海关监督祖秉圭，办帖受贿成为扳倒祖秉圭的罪证之一，到祖秉圭下台时，洋行破纪录增加到二十家。

    十三行是个排他性的组织，洋行多一家，竞争激烈一分。在全体行商的强烈要求下，陈焘洋多次与官府商榷提高办帖门槛。原来是两道关，藩司办牙帖，海关办行帖。乾隆五年，陈焘洋与兼任关宪的广东巡抚王安国达成协议，未经十三行会所批准，海关不再接受行帖申办；在准泰任巡抚兼关宪期间，还增加了一道门槛，持有牙帖者，必须持有抚署衙门颁发的官帖，方可最后报关部申办行帖。

    广州有六十余家依附于十三行的散商，他们持有牙帖只能从事零散的洋货业务，他们梦寐以求做行商。陈焘洋铁石心肠，潘振承曾无数次目睹散商在他面前下跪磕头、哭泣哀求，他就是不给盖会所大印。陈焘洋临死前后悔没给义子办行帖。他作风强硬，可以坚持不办，也可破例办。反正办已办了，无论同仁如何戟指怒骂，他都扛得住。

    严济舟没陈焘洋这硬的肩膀。陈焘洋回老家祭祖，严济舟署理行首，散商章添裘、黎南生到他面前下跪磕头，乞求济官同意他们申办行帖。平心而论，严济舟即使是个普通行商，也不希望增加行商，何况陈焘洋行将就木，他将是未来的行首，理所当然要维护全行的利益。

    然而严济舟抗拒不了两万两贿银的诱惑，昧着良心同他们达成私下交易。事后，严济舟跟儿子谈他内心的苦衷：“知寅，说心里话，老爸真不想替他们盖这个印，不论老爸是否做上行首，行商是加不得的。可在京师，五万两银子打了水漂，图大人为我们的事丢了乌纱帽，去皇陵跟死人做伴。银子要不回来，只好从别处弥补。你以后当了家，就知赚钱不容易。章添裘、黎南生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