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鼓楼下的“老人俱乐部”。

    一过下午三点，照射到鼓楼东墙根的阳光，便显得格外宝贵，因为至多还有半个来小时，这冬日的阳光便不再具有暖意了。

    在鼓楼东墙根下“负暄”①的老人们，一到这时辰，心情便不免沉郁起来。他们留恋带有暖意的阳光，不那么愿意，甚或很不愿意回到那属于晚辈统治的家里。即便在家里得到尊重和孝敬的老人，一想到又要同谈得投机、玩得默契的女伴分手，心里也怅怅地。

    胡爷爷自然是最怕“老爷儿”②偏西的一位，因为“老爷儿”一偏西，便是“老人会”的散场，他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家之后，见到的将是儿子那张冷漠的脸，儿媳妇那对白果一般的眼球，以及在饭桌上的这类遭遇：孙子将一块肉夹起来，对他说：“爷爷，给！”而儿媳妇将那块肉接过去，喂进孙子口中，假笑着说：“爷爷好吃素，爷爷要你吃！”他呢，便连自己夹一块肉吃的勇气也没了……

    胡爷爷同海老太太坐在一起，犹如小孩子嘴里含着一块几乎化成了薄片儿的糖果，舍不得让它消失一般，你一言我一语地竞相咂摸着这钟鼓楼边的往事，仿佛在这样一种炽烈的怀旧中，他们便能够让时间停住似的。

    咂摸得最久并且百提不厌的，自然是那关于一百多年前的“豆汁姑娘”的传说。论起来，胡爷爷和海老太太还是那传说中有关人物亲友的后裔呢。

    胡爷爷的祖上，原是银锭桥畔那经营豆汁铺的老夫妇的近邻，老夫妇的独生女儿被恶贝子抢走的情景，胡爷爷祖上是亲见的，因此多年来讲起这段事，胡爷爷总用着权威的口吻。据胡爷爷说，那贝子自从被神秘地剜去双目后，惧怕连性命也失去，便放还了那被抢的姑娘。姑娘的父母，后来果然给她招进了一名白衣女婿，是个瓦工。庚子年间，那年老的夫妇都已去世，这对夫妇连同他们的五个子女，都成了“义和团”的团民。每当有人说那昔日被抢过的妇人，入“义和团”后当了“红灯照”时，胡爷爷总要予以纠正：“不是红灯照，是蓝灯照。我爷爷当年跟他家熟得不能再熟，他家的豆汁我家随便喝，我家的芸豆窝头蒸得好，他家也随便拿；所以究竟是怎么个情景儿，得听我爷爷的——我爷爷说，义和团的女团民，只有那年轻没出阁的，才叫红灯照，结了婚的妇人就叫蓝灯照，还有寡妇们，叫青灯照。”后来呢？据胡爷爷说，“义和团”失败后，那瓦工被捕去杀了头，英勇牺牲了，那妇人便带着子女逃往了外地。究竟逃到了哪儿？他就说不清了，因为他爷爷没告诉他。不过，至今胡爷爷仍能到银锭桥畔，指认当年那家豆汁铺和他家祖上居室的位置——自然早已成为了别姓的住屋。

    海老太太呢，却是与那传说中的反面角色有亲缘关系。据说那恶贝子的一个庶出的妹妹，便是海老太太的姥姥。这样论起来，那被义士剜去双目的贝子，海老太太还该叫他舅姥爷呢。这种关系倒并未使海老太太在参与讲述那传说时有什么羞愧之感。因为据她说，那舅姥爷岂止是欺压府外的良民，就是府内，他也不仅是虐待奴婢，对海老太太的姥姥——他庶出的妹子，也是想骂就骂，说打就打的。因此，每当讲到她那舅姥爷在那个月黑夜里，门窗未动而双目被剜的情节时，她甚至比胡爷爷等人更觉解气，还每每要发一通“恶有恶报”的议论。再说，与海老太太有亲缘关系的满清贵族及其后裔还很多，有的支持过辛亥革命，有的解放后成为政协委员，还有那论起来得叫她舅妈、表婶的，人家都成了共产党员了。因此，海老太太的亲戚关系里是既有坏蛋也有好人——这也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有的状况，不足为怪的。人们自然常向海老太太打听她那舅姥爷的下场，她总是凿凿有据地说：“出了那档子事没多久，他就得疯病死了。临死的时候，他直嚷：‘烫！烫！’问他：‘炕烫？火盆烫？’他说：‘豆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