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编辑遇上了一个文学青年。

    1982年12月12日那天的《北京日报》第四版广告栏中，有这样一则广告：

    寻人

    苏德佑，男，36岁，身高1．60米左右，辽宁鞍山人。身穿青布棉袄，劳动布工作裤，脚穿黑胶靴，挎黄帆布包，精神不正常，于11月14日离家赴京并带大量自写诗稿，至今无音讯。如有见到者请通知鞍山大孤山矿选矿厂苏德华。

    当天《北京日报》的读者中，大约很少有注意到这则广告的，读到而产生出一种惶恐感的，更绝无仅有——那仅有的一位，便住在我们已经相当熟悉的那个钟鼓楼附近的小四合院中。

    前面我们介绍这个四合院时，提到在前院的西边，有个用带月洞门的短墙另隔出来的小院。那小院里住着一对中年夫妇，男的叫韩一潭，是个有着30年经验的诗歌编辑，女的叫葛萍，是个有着27年教龄的小学教师。他们的独生女儿韩向红已经30岁出头，早已结婚另过，外孙子都快满五周岁了。

    由于韩一潭夫妇那住房的位置，位于这个四合院的“死角”，且又有一道短墙将他们的居住区与其余部分隔开，加上他们生性不喜交际，所以尽管他们一结婚就住进了这个小院，却始终未与院里其他住户打成一片。1982年年初，住里院北屋的张奇林晚饭后翻阅《光明日报》时，看到一篇揄扬优秀编辑的文章。那篇文章里介绍到“辛勤的淘金者韩一潭”，说韩一潭每天要审阅近千首自发投诗，大都味同嚼蜡，毫无新意，但他坚持一首首认真地读下去，偶尔发现一首闪光的好诗，他便高兴得情不自禁，立即报送主编，予以扶持……有一回他刚读完一首只有十二行的好诗，便被叫走开会去了，开完会回来，他发现办公桌被好心的同事整理了一番——因为窗外的风把他满桌散乱的纸张刮到了地下，人家便为他拾起垛齐；他从那垛齐的稿堆中再寻那首好诗，怎么也找不着了，非常懊丧，有人劝他不要找了，因为来稿者不过是无名小卒，其诗文只有十二行，按编辑部规定是可以不予回音、不予退稿的；他却不能忘怀，他费时一下午，翻遍桌上、抽屉中所有的纸片，去寻觅那首小诗，竟毫无踪影……第二天，他下了更大的决心，甚至趴到地上，搜寻柜橱下面，终于从柜橱下蛛网密布的角落里，找到了那首小诗。最后那首小诗被发表了出来，给作者极大的鼓舞，在首次成功的激励下，那作者的创作热情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又陆续发出了许多短诗、组诗，目前竟俨然成为所在省份的一颗文学新星。当记者问到韩一潭从这桩事中总结出什么经验时，韩一潭风趣地说：“我的经验教训是——必须去买一方镇纸，压住我桌上的每一篇稿纸，不让它们被风刮跑。”他那办公桌上，后来果真出现了一方铜制镇纸……张奇林读完有关韩一潭的报道，不禁感叹地说：“各行各业都需要韩一潭这种伯乐啊，我们局里要多几个韩一潭，事情就好办多了嘛！”当时他的女儿张秀藻在一旁咯咯咯地笑了：“爸，您知道吗？韩一潭就住在咱们院里！”张奇林吃了一惊：“邻居？”张秀藻笑得更凶了：“爸，您的官僚主义真够可以的！韩一潭就住咱们前边西小院里，您到现在才知道！”

    那篇报道的功效，首先是编辑部每天的诗稿暴增，而且来稿要么在信封上就写明是寄“韩一潭同志亲收”，要么就在里面附上给韩一潭的信；其实报道见报前，韩一潭已经不看自发来稿了，编辑部新分来了两个“工农兵学员”，自发来稿后来由他们处理——他们却聪敏地把所有附有写给“敬爱的韩老师”信件的诗稿，看也不看地都送到韩一潭的案头，用那镇纸镇住；而当韩一潭把径寄他而实在无暇过目的诗稿转给他们时，他们又总是任其积压，因为编辑部早就对作者声明了嘛——“来稿勿寄私人，以免延误。”这话换个角度说，就是“凡寄私人，延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