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素。你能想出任何一个成功的恐怖故事里的人物没有主动去触碰自己讨厌和厌恶的东西吗？最好的例子可能就是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的《黄色壁纸》。如果它是你大学课程的选读篇章，教授们很可能会告诉你那个故事体现了女权主义思想。的确是那样，可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描述思想如何在其自身强迫性思维的重压下挣扎的故事。

    同样的主题也出现在了《N.》里。

    《来自地狱的猫》

    如果说《日落之后》里有像CD的隐藏曲目似的作品，这篇《来自地狱的猫》应该就是了。为此，我要感谢跟我共事已久的助理玛莎·德菲利玻。当我告诉她，我打算再出一个短篇集时，她问我是否终于决定要将《来自地狱的猫》收进去了。这个短篇还是我年轻时向男性杂志投稿阶段写的，曾经于一九九零年被拍成电影，成为影片《黑暗的故事》中的部分内容。我答复她说，那个故事已经被放人以前的四个短篇集中的一个了。她向我出示了目录，以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就这样，在它出现在《骑士》杂志三十年后，这个故事终于在此时被放进了精装本中。说起当初为何写它，还有个有趣的过程。当时，《骑士》杂志小说版的编辑名叫奈·维尔登，为人十分体贴和善。他寄给我一张猫的特写照片。照片中猫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除了愤怒的表情——它的脸从中间分为截然不同的两半，一半纯白，另一半却黑得发亮。奈计划举办一次短篇小说比赛。他提议以那只猫为主题，由我写个五百字的开头，再请读者们接着往下写，最好的一篇将被出版。我同意了，却在写的时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完成了整个故事。我记不清最终写出的故事是否被当做最佳作品发表，但之后它确实被别人编入了几部短篇小说选集中。

    《（纽约时报）特惠中》

    二零零七年夏天，我去澳大利亚旅行，租了一辆哈雷·戴维森，把它从布里斯本开到了珀斯。（好吧，我承认，穿越澳大利亚大沙漠时，我把它塞进了丰田陆上巡洋舰的后备箱里，那里的路，比如说枪筒高速公路，简直就像你所能想象的地狱之路的样子。）旅行很愉快，我经历了许多冒险，也吃了很多尘土。痛苦的是在二十一小时的飞行后倒时差。我从不在飞机上睡觉，怎么都睡不着。要是空乘拿着时髦的睡衣出现在座位旁，我就会画个十字，请她离开。从旧金山飞到布里斯本的奥兹酒店后，我拉上窗帘倒头就睡，一觉睡了十个小时，醒来后精神抖擞，立刻便可上路。只可惜那时是当地时间凌晨两点，连电视节目都没有，而我带的书又在飞机上看完了。幸运的是，我还有一个笔记本，于是我趴在酒店房间的小桌子上写下了这个故事。太阳升起来时，我已经写完了，于是爬到床上又睡了几个小时。故事也应该让它的写作者感到愉快——这是我的观点，欢迎你们提出自己的看法。

    《哑巴》

    我在本地报纸上读到了一则报道：一位在某所高中工作的秘书挪用公款逾六万五千美金去买彩票。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不知她的丈夫对此作何感想，于是我写下这个故事来探究答案。它让我想起了曾经每周在《希区柯克剧场》中品尝到的“毒糖果”。

    《阿雅娜》

    如我早些时候在这些注解文字中所说，愿意涉猎幻想题材的作家总是能在“死后的世界”这一主题中找到灵感。上帝——不管以何种形式出现——是这类故事的另一主题。每当我们问关于上帝的问题时，排在前几位的总有：为什么有些人活着，另一些却死去；为什么有些人康复，另一些却没有。一九九九年我在车祸中重伤，只要当时坐的位置再偏上几英寸，我的命就保不住了。（从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