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一样躲在那个窑洞里，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蜡烛在我们中间毕剥着火花，我振笔疾书，一直到倦得倒头便睡为止。”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都由年轻干部吴黎平当翻译，当时在场的贺子珍也听得津津有味。斯诺在《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一文中写道：“在毛泽东追述往事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个旁听者至少和我同样感兴趣，这就是他的妻子贺子珍。很明显，他所谈的关于自己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事实是她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对毛在保安的大多数同志来说，也是这个情况。”毛泽东于1936年10月这几个夜晚同斯诺的谈话，是毛泽东惟一一次比较完整地谈了自己的经历。后来毛泽东回答萧三关于斯诺写他的传略时，毛泽东说：“斯诺缠了我4个夜晚，以后我再也不愿意谈自己的什么了。”可见，斯诺这次的谈话记录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

    在采访中，斯诺感到毛泽东是个质朴、纯真而颇具幽默感的人，把天真质朴的奇特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世故结合起来。关于斯诺写的对毛泽东访问记，斯诺说：“我的访问记是全部用英文写出的，然后重新译成中文并由毛泽东校正。他以对细节的准确性要求很严而著称。”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住处会见了美国作家、记者史沫特莱，回答她对中日战争与西安事变提出的一些问题。3月1日，毛泽东把这次同史沫特莱的谈话稿送交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并给斯诺写了一信：“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在谅好！我同史沫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

    1938年5月，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中，他引用了他于1936年同斯诺谈话的几个段落。其实，这是毛泽东结合抗战10个月的经验，把他那时同斯诺谈话的主要观念作了进一步有系统的发挥，写成了《论持久战》这部指挥抗战取得完全胜利的光辉名著。

    1939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位于离延安几华里之外的黄土岗上，一座“现代化”三居室的窑洞里，热情地接受了再次来到革命根据地的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斯诺对毛泽东的印象是：“我再一次注意到他那不寻常的安详，好像什么事情也不会使他烦恼。他宽宏大量，同蒋介石的‘暴躁’是截然不同的。”这次谈话涉及范围很广泛。毛泽东回答了斯诺提出的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关于抗日与民主问题，关于国民党政府的阶级基础问题、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关于欧洲战争对日本等国的影响问题，以及罗斯福的外交政策问题、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分歧问题等等。当斯诺翻阅当天的报纸时，他俩又谈了报纸上的新闻问题。

    闲谈中，毛泽东还对斯诺说，他曾想出国去跑跑，但是在他对中国的一切没有了解之前，还不愿出去的。虽然他曾涉足大半个中国，但中国还有很多“迷宫”有待他进一步去认识。中国同苏联一样，“本身就是一个大千世界”。

    没两天，毛泽东出席了欢迎国民党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美国记者斯诺和苏联朋友等宴会。宴会后，毛泽东又陪他们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晚会。

    这次斯诺在延安逗留了10天。他多次同毛泽东在一起，除了采访外，还常同毛泽东等人一起喝茶聊天或打扑克，有时竟一连几个晚上轮换打扑克和打桥牌，甚至直打到次日凌晨。

    1957年，斯诺把1936年和1939年两次采访，整理写成《红色中国杂记》一书出版。

    1941年，因斯诺对“皖南事变”作了如实报道，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击，被迫离开了中国。

    1942年～1943年，斯诺再次来到中国，因美国联邦调查局把他视为危险分子，环境险恶，他不仅无法再去延安，而且被迫迁居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