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53年，这个骗局才被揭穿，人们发现上述残骸是由一个人的头盖骨和一个猿的下颌骨拼凑起来的（Weiner，1955）。从那时以后，出了不少作品试图探明谁是这场骗局的当事人（比如，Millar，1972；Blinderman，1986）。

    早在辟尔当人的骗局被揭穿之前，辟尔当人就已属异常。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发现的北京人表明，直立猿人的类型早已分布在世界各地，虽然最初将爪哇人和北京人视为是不同的物种，但是，这时人们都知道它们是同属于直立人(Homoerectus)的两个变种，在现代智人种(Homosapiens)的进化中，直立人是先出现的。这些发现使人们回想过去曾经提出的一种观点：大脑的发展晚于采用直立姿势，但是爪哇人和北京人所在的地区使人们的注意力偏离了现代古生物学家后来认为属于重大发现的地区。1924年，解剖学者雷蒙德·达特在南非的汤格斯挖掘出一个未成年的类人猿头盖骨，他将其命名为南方古猿非洲种(Australopithecusafrius)。他预言，南方古猿是人类的真正祖先，并且宣称，尽管这种生物的脑容量并不比猿的大，但它已经直立行走。达特的观点受到了怀疑，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罗伯特伯鲁姆的进一步发现，才证实南方古猿确实是两足动物。即使这样，那时流行的依然是人类起源的进步论思想。伯鲁姆本人也曾表示人是上帝所安排的进化历程的终极目标。现代综合论到来最终摧毁了旧的进步论和平行说，现代古人类学家试图去理解向两足转变及随后大脑容量增大的的适应意义，因而又回到一些达尔文首次提出的框架之中。

    20世纪50年代，人们假定从南方古猿非洲种产生出直立人，然后又产生出智人种。后来的发现显示出该过程要复杂得多。曾有好几个不同种的南方古猿在非洲共存了相当长时间，直至灭亡。1961年，玛丽·利基发现了一个人类分支上更古老的一支，能人(Homohabilis)，它们生活的年代早于绝大多数南方古猿。现在人们认为，更早的南方古猿阿法种(Australopithecusafarensis，即著名的露西）才是共同祖先，正是从这里人与后来的南方古猿分离了（JohansonandEdey，1981）。古人类学者起初以为猿和类人猿线系的主要分化发生在1千5百万年前，但来自分子生物学的最新证据表明，分化的时间要晚得多（GribbenandCherfas，1982；要想了解现代的进展，见Lewin，1984）。虽然在对细节的看法上还有争议，但是正如达尔文所预想的那样，人类进化是一个不规则的分支过程。

    最新的发现已证实，获得直立姿态是人类进化的第一次突破，但是对于激发了这种进化原因的看法上尚有争议。激发的因素显然是非洲气候的变迁，从而导致丛林消失，出现了大片草地或热带大草原；那些猿人的后代选择了直立姿式，开始进驻新的环境，达尔文本人曾经暗示，将双手解放出来，用以制造工具，也许是适应优势之一，这样便促进了选择对直立姿势的作用。直到最近，这个观点一直很流行。“露西”的发现推翻了这种解释，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南方古猿阿法种使用过工具（JohansonandEdey，1981）。必须解释的人类进化历程中另一个性状趋势是犬齿的退化，据推测犬齿的退回是食物构成的变化所致。也许两足站立提供了用手携带食物的机会，而伴随这种发展，出现了一种生活方式——家庭成员在临时居所的四周采集食品(Lovejoy，1981)。直到后来，南方古猿中的一个分支开始使用工具，于是导致了向能人的进化，而智力的建立则成了自然选择所发展出来的最关键的生存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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