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赫胥黎在一部论述进化论的书中（新版，Huxley，1963），使用了“达尔文主义的日食”这句话，来描述遗传学与选择论结合成“现代综合论”之前的境况。赫胥黎参与了这次综合，而且他清楚地知道1900年左右达尔文主义所处的危险状况。J.B.S.霍尔丹说出过类似的话，他在一部关于选择的遗传理论书（Haldane，1932）的开头选择了一句格言，来说明这种状况：“达尔文主义死了——这是说教”。但是如果说教者曾经欣喜的话，那也是科学家自己使达尔文主义进入到日食状态。从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起——那时是达尔文主义最兴盛的时代，当时达尔文主义几乎成了进化论的同义词——选择理论就不太流行，以致于到了1900年，反对选择理论的人确信不会有人再倡导选择理论。进化论本身并没有受到质疑，但是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喜欢用其他机制，而不是选择机制，来解释进化是如何发生的。对这种情况的经典研究，即使是那些同情达尔文主义的作家所作的研究，也承认反对选择理论的势头很强（Romanes，1892-97；Plate，1900，1903，1913；Kellogg，1907；DelagesandGoldsmith，1912）。那些不同情选择理论的人却对于达尔文主义的衰落感到高兴，有一部攻击性的著作，译自德文，书名显得洋洋得意，《行将就木的达尔文主义》（De，1904）。

    现代的史学家不太关注这种对达尔文主义的猖狂攻击。埃斯里（Eiseley，1958）说，选择论曾经出现过衰落的情况，但是他提到只有雨果·德弗里斯的突变论是替代的理论。菲利浦·弗斯吉尔的一部不太出名的书（Fill，1952）中，对这个问题作过出色的论述，拉德尔（英译本，Rádl，1930）和诺德斯克尔特（英译本，Nordenski？ld，1946）的生物学史著作中含有经典的论述。然而，后者是一部主要的二手材料，在这部书写作时，人们感到达尔文主义已经死了。后来的史学家更加关注的是后达尔文主义时期的那些对以后现代综合论兴起有所贡献的方面。然而，他们一般对被现代生物学所抛弃的理论充耳不闻，他们将那些理论贬为前进道路上的岔路，认为它们不可能对现代进化论的发展有什么影响。随着我们逐渐摆脱了显然建立在后见之明基础上的史学方法，就会愈加清楚地看到，非达尔文主义在决定19世纪后期、甚至20世纪的进化观中，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Bowler，1983，1988）。

    对1900年前后10年的进化论进行分析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因为的确涉及到的理论太多。那时正在进行由达尔文的传记所引发的研究，同时，奥古斯特·魏斯曼的新达尔文主义将自然选择视为唯一站得住脚的进化机制。魏斯曼的教条远不能为达尔文主义带来好运，而是使得许多生物学家更加疏远了达尔文主义，这些生物学家至少已经倾向于倡导某些非达尔文主义的东西。新拉马克主义和直生论的兴起，标志着人们转向更明显的反达尔文主义进化形式。这些理论之所以得到明显的支持，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们似乎保留了与直白的新达尔文主义唯物论相对立的目的论成分。那些不愿意承认进化是偶然的、试错过程的博物学家们提出，通过影响新变异的产生，生命的发展仅限于按照有目标和规则的方式进行。他们认为个体生物的智力活动引导着变异，或者个体生长过程中所固有的力量引导着变异。这样的一些理论是钱伯斯在《自然创造史的痕迹》和米伐特在《物种的发生》中提出的观点的直接延续。许多非达尔文主义古生物学家依然使用重演论，这一现象说明，当时进化多少类似于生物发育成熟的观点还很流行。

    这种自然发育观以某种矛盾的方式坍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