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坐轮椅出院的。与其说是我走不了路，还不如说是人们不希望我走。因为如果我能走，我就会逃跑。我其实根本跑不掉，但似乎没人愿意冒这个险。

    我很迷惑。我的心很乱，也很害怕。我把发生的事都对他们讲了。我都数不清我讲了多少遍了。可这似乎还不够，而且弄得别人很不开心。我也很孤独。我的父母到那个单人小病房里看过我几次，但我见到那个笑眯眯的男人的次数越多，我见到他们的次数就越少。而现在我知道那个男人是彼得森医生。

    我被送上一辆汽车的后座，那辆车有点像救护车，也有点像囚车。车里有一张类似手推车的床，上面挂着很多设备，不过为我推轮椅的男人——一直沉着脸，穿着洁白无瑕的白衬衫——倒着把我推上坡道，把轮椅推到另一边车壁的专用空间里。只听一连串的咔嚓声，他把轮椅固定好。就在我对面，床边栏杆的正中心有很多圆环。其中一个圆环上垂下一副手铐。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有冰块卡在我的胸口。我右边的门砰一声关闭，引擎启动，我感觉更多冰块压在了我的胸口上。出什么事了？

    我扭动脖子，看着那个人。这是我唯一可以移动的身体部分，因为我被一个安全带式的装置绑在了轮椅上。他坐在一个凹背单人小座椅上，活像个不苟言笑的空姐。

    “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我问。

    在今天这种情况突然发生之前，我从没问过任何问题。这一刻，我还在床上，勉强吃下医院里不冷不热的早餐；下一刻，我就到了轮椅上，飞快地穿过走廊，乘坐直梯到楼下，穿过大堂……

    “你要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他说话的时候一直看着手表，避免与我有眼神接触。他很紧张，他那僵硬的姿势让我越发不安起来。

    “噢。”我说，“为什么？”

    这时候看护员扭头看着我，可他的眼神很警惕，表情令人费解。

    “不知道。”他说。

    我才不相信他。

    “我要被转移到什么地方？”

    他又一次转过头去，不再看我，对着对面床上折叠整齐的床单说话。

    “到达之后，彼得森医生将回答你的所有问题。”

    为什么现在不告诉我？我尝试放缓呼吸，可感觉好像这个逼仄的空间里没有足够的氧气。我拉扯一下勒住我前胸的带子，不过我胸口发紧，可不是因为这个。我看看车门，急切地盼着它们能打开，但轮椅随着汽车轻微摇晃，我知道车子还在行驶中。

    “要多久才能到？”我问，我的声音很嘶哑，喉咙哽着，很难说出话。

    “很快。”看护员道。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讲话。我没戴手表，没办法计算过了多少时间。我只好用好手的手指飞快地敲打我的膝盖来消磨时间。虽然缠着绷带，我的另一只手也想加入，只是带子太紧了，勒得我特别疼，没有空间让我移动哪怕是一毫米的距离。我只好不停地摇晃手臂，算是将就了。

    等到车门终于打开的时候，我几乎都来不及看一眼周围的环境，就有两个穿着和车上那个看护员一模一样制服的人挡住了我的视线。他们径直走到轮椅边，打开车壁上的固定装置。

    “一路上还顺利吗？”其中一个问。

    我还没回答，随行的看护员就说话了。

    “很顺利。法庭准备好了所有文件，很简单就出院了。”

    法庭？他们在说什么？

    “这里是什么地方？”我问，希望能扭过头看看门外的情形。但他们转过轮椅，倒着把我推下车，十秒钟后，一条宽车道映入眼帘。周围有一道很窄的草坪，修剪整齐，但吸引我目光的则是又高又坚固的金属栅栏，顶部尖尖，充满了威胁。我刚看了一眼这个吓人的围栏，他们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