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凯瑟琳这一代人，颓废派艺术家们是通往充满想象的生活的入口。

    ——约翰?米德尔顿?默里

    1933年

    皇家学院坐落在哈利大街①，是英格兰为妇女高等教育而开设的第一所大学，虽然不久以后就相继设立了其他学院，它在妇女教育史上仍占有一席重要地位。这儿要谈到的是它在一个女子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这女子后来写了名为《家庭女教师》的故事以及一系列有关独自旅行的年轻妇女的小说，因此有必要对历史作一番浏览。

    一位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出生的年轻小姐，既不聪明漂亮，也不富有，没有结婚，面临的选择就只有一种文雅的被奴役方式：成为所谓的“家庭教师”，除此之外无路可走。那时妇女唯一合适的职业就是结婚，然而在英格兰，妇女人数远远超过男人，父母亲只顾自己享乐时，孩子往往无人照看，因而家庭教师是“维多利亚社会的特别牺牲品”：这位小姐几乎完全不能胜任这项工作，之所以被聘用只是因为“无人要”而已。有人曾经试图拯救她——当然是男人，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能力——埃琳?凯尔在她写的皇家学院校史中对此有过描述。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844年的一个夜晚，以剑桥公爵为首的“贵族和绅士”在伦敦酒家举行了一次聚餐会，他们邀请了年轻的名小说家，32岁的查尔斯?狄更斯作为客人发言以督促他们。正是狄更斯告诉这些人：“知识”在社会上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家庭教师比厨师、管家、侍女、穿号衣的男仆收入还低，现在迫切需要“使全国免受指责”，在座的人是一个家庭教师慈善机构的赞助者，在哈利大街有宽敞的活动场所。4年以后，作为这个机构计划之一，在那里创立了皇家学院。在这曾经做过许多贫穷家庭女教师之“家”的地方，在那些外观相同，雅致漂亮的房子里，气氛仍十分活跃。学院创立于1848年，正是欧洲大革命的年代，也就是在这一年，亚瑟?比切姆离开了霍恩赛街前往殖民地。

    因此，从多层意义上讲，皇家学院从来不是一所专修学校，而是代表一种大改革，意味着年轻妇女可以接受大学教育，如果不是在名义上，至少在实际上应该如此，而这种权力过去一直是她们不能企及的。当最初两个学生在会客室相遇时，她们甚至不知道是否该摘去帽子，然而主管太太——从没人称她“校长”——告诉她们应该这样做。当两位教授开始讲课时，她们很快就被迷住了。这两位教授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F.D.莫里斯①和牧师小说家查尔斯?金斯利，《水孩子》的作者。莫里斯相当大胆地宣称学院的目的是使学生“了解原则”，而金斯利则立刻开始鼓励她们阅读各种英语文学，包括现代作品。事实上这两人都与当时的宪章运动①有关，金斯利不久就迫于政治压力而引退了，但新兴的学院最终可以为之骄傲的是培养出了一批优秀学生，不仅有著名的女子学校校长如巴斯小姐、比克小姐（如一首大男子主义①哈利大街，伦敦市内一街道名，——译注①F.D莫里斯（1805～1972），英国神学家，社会改革家。——译注①宪章运动：1838～1848年间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对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起过影响。——译注歌谣所说，她们“对丘比特之箭无动于衷”），而且有格特鲁德?贝尔，女性中的阿拉伯的劳伦斯②，以及苏菲?杰西-布莱克，后者曾为妇女进入医学界出力，这4位学生以及“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是学院培养出来的最为有名的人物。

    出于需要，皇家学院一直聘请男性教授。1903年，教授中几位有趣的人物并不把学生看作未来的小家庭教师，挑选他们也并非出于社会原因。热情洋益的J.A.克兰姆（他在此任教时同奥特琳?莫瑞尔③有过恋情）讲授现代史，他写的《德英两国》预见到了后来发生的战争；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