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青岛大学三次爆发学潮。但每次学潮，闻一多都站在校方一边反对学生罢课，主张开除学运积极分子。学生也将矛头对准闻一多，甚至发表了《驱闻宣言》，指其为“准法西斯蒂主义者”。

    20年代末30年代初，新月社的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人与国民党政府展开了一场“人权与约法”的抗争，但闻一多治学而不论政，保持了缄默。同样，在新月时期的几次论争中，闻也选择了沉默。

    30年代，回到清华任教的闻一多潜心典籍，心无旁骛。他厌恶政治，对同学罗隆基好骂政府颇为反感，曾正颜厉色地对罗道：“历来干禄之阶，不外有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但40年代，罗隆基却成为他加入民盟的介绍人。

    1934年，闻一多在给好友饶孟侃的信中说：“我以数年来的经验劝告你，除努力学问外，第一件大事是努力赚钱。”

    西安事变发生后，闻一多对学生运动及张、杨之举极为愤怒。张春风回忆，这日，闻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讲台，横眉怒目地扫视全堂后，厉声问道：“国家是谁的？是你们自己的吗？”随后，他又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我要严厉责备那些叛徒，你们这样做是害了中国！”他责问学生们：“谁敢起来告诉我，你们这样做的对吗？你们可以站起来说话！”“今天我可说话了，国家决不允许你们破坏，领袖不许你们妄加伤害！”

    然而，西安事变的结局却出乎闻一多的意料，后来他感慨地说：“（共产党）这种不念旧恶，以德报怨的事情，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像这样大敌当前，能捐前嫌，顾大体，这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得到！”

    据朱自清日记记载，1943年5月，闻一多曾约朱一起加入国民党，朱以未接到邀请为由拒绝了，闻也就此作罢。

    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后，闻一多对蒋的看法发生了转变。他后来回忆说：“《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了一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想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地向五四的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1944年春夏之交，闻一多的一个参军的侄儿找上门来，哭着跪求闻救他一命。闻听他讲述了国民党军队中的贪污腐败、长官对士兵的种种虐待、士兵们的悲惨遭遇，气愤到了极点，联想到自己的所见所闻，心潮起伏，彻夜难眠。闻闭门谢客整整苦思七日，决定再不能对世事不闻不问。这年8月，闻在国民党第五军召开的时事座谈会中，面对许多国民党高级军官和教授，拍案而起，说道：“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

    是年7月7日召开的七七纪念会上，闻一多慷慨激昂地说：“我过去只知研究学问，向不与问政治。抗战以后我觉得这看法不对了，要研究，没有书，还有更重要的，我要吃，我要喝，而现在连吃喝都成问题了。因此我了解到所谓研究学问是吃饱喝够的人的玩意儿，而老百姓要争的首先是吃和喝。”

    转向左翼阵营后，闻一多曾对人说：“你看到我这两年来变化很大吗？是的，我愉快，健康，不知疲倦，是组织的力量支持着我，生活在组织中，有一种同志爱。……什么样的语言能表达出它的真实内容呢？”他想了想，用英文补充了一句“崇高的爱”又摇摇头：“这样的说法也只能近似而已。”

    闻一多自信找到了真正的信仰，老同学罗隆基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一多是善变的，变得快，也变得猛，现在是第三变了，将来第四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闻一多乐呵呵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