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掌握时机出兵北伐曹操，以至于坐拥庞大的领地与军队，却落得个死后荆州易主的悲惨下场。

    但如果将观察的切入点从刘表本人性格的内因扩大到整个襄阳权力结构的外因上来，这样的评价，恐怕会让刘表气得从棺材里坐起来，再死一回。

    以时间点来看，刘表入主荆州之后便与袁绍结成盟友，共同对抗袁术的势力。当时曹操还是袁绍罩着的小弟，刘表自然没有理由对曹操动手，必须等到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奉迎天子，与袁绍彻底决裂之后，刘表才不得不面对亲曹或亲袁的路线选择。

    就个人情感面来说，曾经受到“党锢之祸”牵连的刘表，对于宦官子弟出身的曹操，八成是没太多好感的。相反地，曹操奉迎献帝后，刘表对袁绍仍频频以“盟主”称呼，似乎显示出他尊袁的倾向。

    然而果真如此，那么实力强大的刘表，又为何没想过趁袁、曹对峙之机，在曹操背后插上一刀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蔡瑁与蒯越都是曹操的超级粉丝。

    蔡瑁与曹操是年少时的好友，支持曹操很容易理解；至于蒯越支持曹操的原因就不太清楚了，或许蒯越与袁、曹二人都曾在何进麾下共事，对二人的才干个性有深刻的认识，蒯越与曹操在对待宦官议题上都是急战派，与缓战派的袁绍不同（袁绍表面急战，背地却使用阴招假宦官之手除掉了何进，再出手除掉宦官，进而实现利益最大化），因此在眼下二选一的局面中，蒯越可能会将注码押给曹操。

    事实上，除了蒯、蔡二人之外，刘表身边的文官清一色全都是“荆州”的“亲曹派”，包括治中邓羲（荆州章陵郡章陵县人）、从事中郎韩嵩（荆州南阳郡义阳县人）、别驾刘先（荆州零陵郡人）等。

    根据史料记载，以上诸人全都“深谋远虑”，早早便看出曹操“明哲，天下贤俊皆归之”，一定是最后的胜利者，因此都苦口婆心地劝刘表：还是早点站到曹操那边去吧，跟袁绍站在一条战线上肯定没什么好果子吃。

    这种一面倒的记载显然是不合理的，当时就连曹操本人面对袁绍时都没有必胜的自信。荆州诸贤们竟然对曹操那么有信心，曹操在许县知道后大概都要感激得涕泪横流吧。

    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一部分原因应该是党派效应。当蒯越、蔡瑁二人都属亲曹派时，被他们拉进襄阳小朝廷的人，应该都与他们有着相同的政治倾向，所以挺袁的言论就相对少了，甚至可以忽略。

    此外，可能有极少一部分支持袁绍的言论，在事后被曹魏政府给抹掉了，以至于从史书上来看，排除“先见之明”的可能性，荆州诸贤就像是一群马屁精，巴不得给曹操舔脚趾。这看上去确实让人倒胃口。

    在这种情形下，刘表即便很想在曹操背后捅刀子，恐怕也只能是“意淫”了。

    刘表并非陶谦，入主徐州时带了一众剽悍的丹阳兵，有实力与本地大族对抗，他可是“单马”入荆州，兵力与财力都要倚赖荆州大族，其手下统兵的将领除了自己的侄子刘虎、刘磐外，其他如黄祖、文聘、黄忠等都是荆州本籍，因此当荆州士人们联手抵制他的反曹政策时，名士出身、不善军事、只会高谈阔论（坐谈客耳）的刘表，当然难有发挥的空间。

    也正因为如此，刘表才会接纳张绣。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大约是在曹操奉迎汉献帝之后，屯驻于弘农的骠骑将军张济也遭遇了缺粮的窘境。他率领部队南下侵入南阳，结果在进攻穰城时被流矢射死，他的侄儿张绣接手了这支穷途末路的孤军。

    正当他不知该往何处容身时，久攻不破的城门竟然自己打开了，一名使者呈上刘州牧的唁电。

    唁电上表示：对于张济将军的死，本州牧感到相当震惊和难过，对于不能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