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和哲学家约翰·赫歇尔1836年2月20日致赖尔的一封信。在该信中，赫歇尔说："在我看来，你的《地质学原理》是那些在其学科中引起完全的革命的著作之一"（见巴贝奇，1938，n．l，p．226）。

    既然赖尔的地质学被他的同时代人视为革命性的学说，因此，一个决定性的历史考验是，此后地质学及其姊妹学科古生物学的历史是否表明赖尔的著作发挥了与一场革命相当的作用。我认为，这是不成问题的。历史学家之间的争论反而集中在赖尔在多大程度上作了创新这一问题。在科学之中，绝对的创新似乎并不是革命的一个明确规定的特点。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革命表现出连续性的特点，因此，甚至科学中最激进的思想，都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不过是对现存的传统思想的改造。（1980年我在《牛顿的革命》中对这个主题作了充分的发挥。）这是科学的一个如此明显的独有的特征，以致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的某些科学家最终认为他们的著作展现的是进化而非革命：对已知的或为人们所相信的东西的彻底改造或调整，而不是发明或创造某种新的东西。唯-一个反对人们说发生了一场赖尔革命的意见是，地球科学中的所有思想或观点，并不都是以他提出的思想为条件的，但是，严格说来，这将限制那场革命的范围和作用，但并不是全然否定它的。

    生命科学中的进步

    在一本题为《19世纪的生物学》（1977）的研究著作中，威廉·科尔曼论述了生命科学中许多重要的革命。他对病理解剖学家"使传统的局部解剖学和器官解剖学的事业革命化"的行动与细胞理论后来对病理解剖学的改造作了比较（p．20）。特别是他让我们注意巴黎医院中的医生们在1800年前后"由于把对尸体的事后生理调查分析与对患者的痛苦的临床描述"结合起来，而"在医学中引起的一场革命"。在论"人"的一章中，科尔曼一开始就断言，在拉马克和海克尔之间发生了"一场人对其过去的意识中的一场革命"（p．92）。就此而言，科尔曼发现涂尔干的结论"确实是革命性的"（P．114）。在论"功能：动物机器"一章中，他描述了四位德国"还原论者"1847年是如何在柏林相遇的。这一年，正是"革命爆发的前一年，而且，与此有关，人们计划在生理学的抱负和方法论中进行一场革命"（p．151）。该书最后说明了19世纪末的情况，并且考察了"对于生物学问题倾向于公开坚持一种生理学观点的生物学的新成员"。实验生理学"确立了一种在实验中"理解"生命过程，日常的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的事件——其总和就是生命——一的典型方法"。凭实验之名，科尔曼断言，"使生物学的目标和方法革命化的一场运动已经开始"。

    1858年，鲁道夫·卡尔·菲尔绍发表了他的巨著《细胞病理学》；今天的许多人认为，这部著作预示着生物学中一场革命的到来。尽管人们对此并未普遍表示赞同，但是，几乎无可怀疑的是，菲尔绍的理论引起了医学的生物学基础中的一场革命——菲尔绍本人曾表明这一点。菲尔绍对于我们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他把其作为一个激进的改革者的积极的政治生涯与他在医学病理学中的科学生涯结合在一起。1848年初，他奉政府派遣到西里西亚调查当时该地一次斑疹伤寒的爆发，（正如他本人告诉我们的）他对波兰少数民族朝不保夕的生活条件感到极大震惊。这一次经历使他由一个持有自由主义社会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