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的和正式的声明）中，达尔文直率地说："我在本书中所阐述的见解，或者有关物种起源的类似见解，一旦普遍地被采纳，那么我们就可以隐约地预见到，在自然史中将发生一场重大的革命"。这个表述有一种特别的达尔文的韵味。它以一种人们所熟知的达尔文独有的谦虚体现和包含在"我们可以隐约地预见到"这些词中，但是，它接着又大胆地和有力地宣告"一场更大的革命"。

    在一个正式的科学出版物中声言革命这件事，在科学史中似乎是没有先例的。许多科学家在通信或手稿中，在笔记或个人的研究日记中都写道，他们自己的工作或者是革命性的，或者是引起或产生革命的。拉瓦锡在巴黎科学院宣读了一篇后来发表的论文，该论文提到新的化学，以及必然要用革命（化学基础中的革命，因而影响到教育）特有的字眼创造出一种新的化学命名法，但是，就像达尔文一样，他在充分描述新的理论时，没有使用"革命"这个术语。

    我们没有有关达尔文关于革命或关于科学中的革命的思想发展的直接证据。他肯定熟悉居维叶所使用的地质学意义上的革命概念。赖尔的著作继续了这一传统。赖尔的《古人类的地质证据》（1914）中有一章论述了过去时代的"许许多多巨大的地质学革命"。我们从达尔文的自传中还得知，他把法国大革命与暴力联系在一起。在描述他在剑桥同亨斯罗教授的交往中亲眼目睹的一个可怕的事件时，达尔文写道，它是一幕"几乎同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可能经历过的相似的可怖景象"（1958，65）。他说的是，有两名盗尸的罪犯被逮住了；当他们被押送到监狱去时，"忽然来了一帮凶恶的流氓，把他们拦住，从警察手中夺去了他们，并且拖着他们的双腿，在泥泞的石子路面上行走"。这两名罪犯（受害者），"从头到脚全身都是污泥，满脸流血：这是被这帮人踢伤和被石块击破的"，所以，"他们简直好像是死尸一般"。长久地埋在达尔文记忆中的这个暴力的经历，使我们进一步确信，对于达尔文来说，科学中革命的概念并不是一个暗指变化的无用的隐喻，而是指侵犯科学知识的既成体系的基本信念的完全改变。

    早在Iw年1月11日《物种起源》发表10年半之前，达尔文写信给英国博物学家约瑟夫·胡克爵士（1887，2：23）说："光明终于闪现出来"。"我几乎确信（与我原来所持的观点相反），物种不是（它就像是坦白一次谋杀）永远不变的"。我们也许可以同意已故的沃尔特·费伊·坎农的说法（1961）：达尔文的确是在认真思考谋杀，思考"赖尔根据他的关于永恒的稳定性的均变论原则所拥护的对一切东西的杀害"。

    在此后十五年时间里，达尔文从把科学中的反叛的暴力看作是"谋杀"（破坏）既成的思想这个1848年以前的观念发展到在1859年骄傲地宣告"一场重大的革命"。在提出谋杀（破坏）和革命这两种看法之间的这12年时间里，包括1848年的革命活动及其结果。这些事件在达尔文在那些年中阅读的杂志中是很突出的（见&19．1）。

    我们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到1859年，正当达尔文要完成《物种起源》一书的写作的时候，科学中革命的思想还是虚无缥缈的。林奈学会（伦敦）主席托马斯·贝尔在他1859年5月的就职演说中探讨了科学中的革命，这是对学会过去一年活动的评论的一部分。他说（盖奇1938，56），"只有在相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