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她到警局。乔·德金策划得很漂亮，也多亏贝拉米和安德烈奥蒂的协助。薇拉没在警局里头待太久，因为她有那几栋房子，没有弃保潜逃之虞，于是被判交保释金，她的案子可能也一时也不会解决。

    我想案子不会开审。报纸上的篇幅很大，她的美貌和激进的过去都没有被报导。虽然她的律师会尽力阻止，但我跟她交谈所录下来的那些话应该可以成为法庭证据，不过除此之外，没有具体的证据。所以目前看来，她的律师会希望在开审前认个比较轻的罪名，而曼哈顿的地检署检察官也会同意。

    我从埃迪的公寓拿走几样东西一大部分是书，还有他的皮夹。有天晚上我把他所有戒酒协会的书带去圣保罗，把小册子放在桌子上那堆免费取阅的书堆里。我把他的《戒酒书》和《十二阶段与十二传统》那两本书送给一个叫雷伊的新会员，之前我根本没正眼看过他。我不知道他是否还会继续参加聚会，也不知道他会不会保持戒酒的状态，但我想这些书总不会害他再去喝酒吧。

    我留下他母亲的圣经，我自己已经有一本了，是詹姆斯国王版的钦定本，不过我想再加一本天主教的圣经也无所谓。我还是比较喜欢詹姆斯国王版，不过两本我都没看。

    我花了超过七十二元的脑力，试图决定要怎么处理圣经里面的四十元和他皮夹里的三十二元。最后我指定自己当他的遗嘱执行人，并雇用我自己去追查，解开他的谋杀之谜，然后遵照他的意思以七十二元酬谢我的服务。我把空皮夹丢在一个垃圾桶里，无疑的，要是有掏垃圾的人眼尖看到，最后一定会很失望。

    埃迪的葬礼由十四街圣伯纳德教堂隔壁的塔美父子葬仪社处理，米克·巴卢安排的，钱也由他付。“至少有个神父替他祷告，而且可以葬在一个像样的公墓，有个体面的葬礼，”他说，“不过到场的人可能只有你和我。”然而我在聚会上提到这件事，结果有二十来个人去替他送葬。

    巴卢很吃惊，把我拉到一旁。“我还以为只有你和我，”他说，“如果我知道会有这么多人，我会安排葬礼后的餐点，几瓶酒和食物之类的。你想我们可不可以请他们全到葛洛根去喝几杯？”

    “这些人不会希望这样的。”我说。

    “啊，”他说，然后看看全场。“他们不喝酒。”

    “今天不喝。”

    “原来他们就是这样认识埃迪的，他们现在全来送他了。”他思索了一下，然后点点头。“我想他去戒酒也不错。”他说。

    “我也觉得。”

    埃迪的葬礼过后没多久，我接到一通沃伦·赫尔德特克打来的电话。他们刚为保拉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告别式，我想他打电话给我，是整个哀悼过程的一部分。

    “我们宣布她死于船难，”他说，“我们谈论这件事，这好像是面对的最佳方式。我想她的确是死于船难，即使不完全是，也差不多了。”

    他说他和他妻子都一致同意付给我的钱还不够，“我已经寄了一张支票给你。”他说。我没有跟他争。我当了够久的纽约警察，已经不会跟任何想给我钱的人争辩。

    “另外如果你想买车的话，”他说，“那是再欢迎不过，我会算成本价给你。我很乐意替你这么做。”

    “我会不知道该把车停在哪里。”

    “我知道，”他说，“换了我住在纽约，就算有人送我车我也不会想要。不过不管有车没车，反正我也不想住在那里。好吧，你应该很快就会收到那张支票了。”

    三天后我收到了，一千五百元。我想确定自己会不会不安，最后的结论是不会。这是我赚来的，我花了很多力气去做事，也得到满意的结果。我推过那道墙，墙移动了一点点，所以我已经把工作真正做好了，也应该因此得到报酬。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