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毒品，”我说，“他们会做整套的验尸吧？”

    “一定会的，这是法律规定的。”

    “呃，那你拿到验尸报告后，可以让我看看吗？”

    “只为了确定他死前有没有喝酒？”他叹了口气，“我瞎猜的。可是又有什么影响呢？难道有什么规定，禁止他死前破戒喝酒，不然就不让他葬在墓园里某个特定的好地方吗？”

    “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办法解释。”

    “试试看。”

    “他没过过什么好日子，”我说，“死得也不风光。过去一年，他试着一天戒一次酒。刚开始很困难，对他来说一点也不轻松，可是他熬过去了。他从不曾有过什么成就，我只是想知道这件事他做到了没有。”

    “你电话号码给我，”贝拉米说，“等报告出来了，我会通知的。”

    我曾在格林威治村一个戒酒聚会中听一个澳大利亚人发言。“让我戒酒的不是我的脑袋，”他说，“我的脑袋只会给我惹麻烦。带着我戒酒的是我的脚，它们带我来参加聚会，而我的烂脑袋除了遵命之外别无选择。我拥有的，是一双聪明的脚。”

    我的脚带领我去葛洛根开放屋。我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想着埃迪·邓菲和保拉·赫尔德特克，没留意自己走到哪儿了，最后抬头一看，发现自己站在第十大道和第五十街的转角，葛洛根开放屋就在对面。

    埃迪曾经穿越马路以免经过那个地方，而我现在却穿过马路要进去。

    那儿并不时髦。进门左手边是个吧台，右边有几个暗色木头的火车座，中间放了几张桌子。老式的瓷砖地板，天花板是锡的，有些破烂了。

    顾客全是男人。两个老头坐在前方的火车座，安安静静地让他们的啤酒冒着气。后头隔两个座位是一个穿着滑雪毛衣的年轻人，正在看报纸。房间尽头的墙上有个射飞镖的靶子，有个穿T恤戴棒球帽的家伙自己在玩。

    吧台前头有两个人坐在电视前面，都没怎么专心看荧屏，两人中间有张空凳子。再里面一点，酒保正在看一份小型报纸，就是那种告诉你猫王和希特勒其实没死，以及洋芋片可以治疗癌症的小报。

    我走到吧台前，一只脚踏在铜栏杆上。酒保打量了我一眼才走过来。我点了可乐，他又打量了我一眼，蓝色的眼珠莫测高深，脸上没有表情。他有张窄窄的三角脸，很苍白，像是很久没晒过太阳似的。

    他拿个玻璃杯装了冰块；然后把可乐倒进去。我在吧台上放了十元，他收进收银机，敲了两下键盘，找了我八个一元和两个两毛五。我把零钱留在面前的吧台上，喝着我的可乐。

    电视上正在播埃尔罗伊·弗林和奥丽薇娅·德·哈维兰主演的老电影《山达的踪迹》。弗林扮演杰伯·斯图尔特，当时年轻得不像话的前总统罗纳德·里根饰演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电影是黑白的，中间穿插着彩色的广告。

    我喝着可乐，看着电影。播广告时，我转身看看后头射飞镖的那个家伙。他脚尖抵着线，身体前倾得很厉害，我一直想着他会失去平衡，但显然他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飞镖也都射中了靶子。

    我进去大概二十分钟后，一个穿着工作服的黑人进来，问德威特·克林顿高中在哪儿。酒保说他不知道。这不太可能。我可以告诉他，不过我没吭声。周围也没人说话。

    “应该是在这附近，”那个人说，“我有个快递要送去，客户给的地址不对。既然进来了我就喝杯啤酒。”

    “啤酒筒的机器出故障了，只压得出泡沫。”

    “瓶装啤酒也行。”

    “我们只有桶装的。”

    “坐火车座那家伙在喝瓶装啤酒。”

    “那一定是他自己带来的。”

    意思很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