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尔萨·芬南的解释就是痴人说梦，摆明就是不现实的。安恩，那是可能的，她要是乐意的话，能让传呼中心整个倒立；但艾尔萨·芬南就不会。她那张警觉、聪明的小脸以及完全独立的个性当中没有什么能够支持健忘这个说法。她本可以说传呼中心搞错了，电话不该是这天打的，扯什么都好。芬南呢，是的，他确实是健忘的。这是芬南性格中一个奇怪的矛盾，在面谈之前就已经是这样的了。一个痴狂的西部小说迷和一个热诚的象棋爱好者，一个音乐家和一个业余哲学家，一个沉思者——竟然是健忘的。曾经有过一次大争论，说他从外交部拿了些机密文件，结果却是他在回威利斯顿之前，把它们跟自己的《泰晤士报》以及晚报一块儿放到了公文包里而已。

    艾尔萨·芬南会不会在惊慌中，自作主张把丈夫的责任归咎到自己身上？又或者是将她丈夫的动机说成她自己的？芬南是否让传呼中心提醒他自己一些事情，而艾尔萨把这个动机挪用到自己身上了？那到底芬南有什么事是需要人家提醒的——还有，他妻子极力掩藏的又是什么呢？

    塞缪尔·芬南。新旧世界在他身上融合。地道的犹太人，富有教养，见多识广，独立自主，勤奋刻苦并且感觉敏锐；对于史迈利，他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是时代之子，被迫害，就像艾尔萨那样，并被驱使从业已移居的德国来到英国的大学。凭借一己之力，他把缺点与偏见撇到一边，最终进驻外交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仅仅依靠自己的才智。而要是他在面对俗人做出的决定时有那么一点骄傲自大，一点不情不愿，谁又能责怪他呢？当芬南宣称自己支持德国分裂时是有些让人尴尬，但这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当他开始处理亚洲事务，这件事就没人记得了。在其他方面，他对过错宽宏大度，在白厅以及萨里都受人欢迎。在萨里，他每周都会花上几小时投身公益事业。他热爱滑雪。每年他都会一次性使用所有的休假时间，在瑞士或奥地利待上六个星期。史迈利只去过德国一次，他记得——那是跟他的妻子四年前去的。

    在牛津的时候，芬南理应加入左派，这再正常不过了。那是大学共产主义的大好蜜月期，而其理念，天知道是什么，他心中清楚得很。德意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西班牙佛朗哥的叛乱，美国经济的萧条，特别是反犹太主义在欧洲的席卷——芬南自然要找到一个发泄愤怒与反感的渠道。再说，党在那时受人尊敬；工党以及联合政府的失败让许多知识分子相信，光是共产主义便足以替代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就是令人兴奋的地方，随处可见的同仇敌忾以及同志关系一定吸引了好出风头的芬南，让他在孤寂中得到慰藉。当时还谈到前往西班牙；有些人已经走了，就像剑桥的康福德，一去不复返。

    史迈利能够想像得出芬南那段时期的样子——反复无常，真诚热切，就像初学者当中的老手，毫无疑问会给他的同伴带去真正的磨难。他的父母已经过世——他的银行家父亲富有远见，在瑞士留有一个小账户。钱虽然不多，但是足以供他念完牛津，而且能让他免遭贫寒之苦。

    和芬南的那次面谈，史迈利记忆犹新：虽是众多面谈当中的又一次，却与众不同。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交谈方式。芬南的表达非常清晰、快速、不容置疑。

    “他们最美好的一天，”他曾经说过，“就是矿工来的那天。他们来自朗达①，你也知道，对同志们而言，自由精神随着他们一同从山上来到这里。那是一场绝食游行。团体里的人似乎没有想到，那些游行者是会饿得扛不住的，但我想到了。我们租了一辆货车，女孩子们炖了汤——炖了很多很多。市场上一个有同情心的屠夫，低价卖给我们好些肉。我们开着货车出去见他们。他们喝了汤又继续游行示威。他们并不是真心喜欢我们，并不信任我们。”他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