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就是他，而且接电话的时间是昨天晚上七点五十五分。”

    “芬南跟那女孩认识？”

    “当然不是啦。他们只不过寒暄过几句罢了。”

    “那你从这一点又怎么推断出他是被谋杀的呢？”

    “呃，我问了他老婆这电话……”

    “结果呢？”

    “她撒谎了。说是她自己去预约的。她说自己非常非常健忘——每当有重要预约，她就会时不时让传呼中心给她打电话提个醒，就像是在手帕上打结记事那样。还有另外一件事——开枪自杀之前，他冲了一杯可可，但是一口都没有喝。”

    麦斯顿默默地听着。到最后他笑着站了起来。

    “看来我们的目标很不一致啊，”他说道，“我派你到那边是去调查芬南为什么自杀。你回来跟我说他没有自杀。我们可不是警察啊，史迈利。”

    “的确不是。有时候我都搞不明白我们到底是什么。”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会影响我们地位的消息——有没有什么能够解释他这种行为的？有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这封遗书的内容是真的？”

    史迈利在回答前犹豫了一番。他就知道这一幕会出现。

    “有。我从芬南太太那里得知，她丈夫在面谈之后心情很差。”麦斯顿也许同样听过了整个故事。“这件事让他心神不宁，之后连觉都睡不成。她只好给他镇静剂。她觉得芬南跟我面谈之后反应激烈，正好和那遗书相符。”他停了一分钟，在麦斯顿面前一脸蠢相地眨巴着眼睛。“我想说的是，我不相信她说的话。我不相信芬南写了那封遗书，或者他会有求死的念头。”他转向麦斯顿。“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些前后矛盾的事情忽略掉。还有一点，”他继续进逼，“虽然我还没找专家比对，但那封匿名信跟芬南的遗书是有相似点的。两封信的字体看起来是一样的。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谬，但事实就摆在眼前。我们一定要让警方介入——告诉他们真相。”

    “真相？”麦斯顿应道。“什么真相？假设她确实撒谎了——从各个方面看，她都是一个怪人，又是外国人又是犹太人什么的。鬼知道她的思维能够岔到哪里去啊？我听说她在战时吃过不少苦头，被迫害，被虐待过。她可能觉得你是压迫者，是审判官。她发现你别有所图，心里一慌，就把脑子里想到的第一句大话说了出来。这样她就是凶手了？”

    “那为什么芬南会打那通电话呢？他又干吗要给自己泡饮料呢？”

    “这谁知道啊？”麦斯顿的声音这时候更为洪亮，更具说服力了。“不管是你还是我，史迈利，都没有走上自我毁灭这条可怕的道路，谁又能够说出到底那时候我们脑子里的最后一个念头会是什么？而芬南的又会是什么呢？他看到自己的职业生涯已经没戏了，他的生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难道他就不会有那么一瞬间感到脆弱或者犹豫，于是就想去听听另外一个人的声音，在临死之前再次感受一下跟人打交道时的温暖吗？这样说可能是无凭无据、多愁善感的；但是，一个精神这么紧张、心绪这么不宁的人，自杀了也不奇怪啊。”

    史迈利不得不暗地叫声好——这场演说非常棒，每次在这种情况下他都不是麦斯顿的对手。突然，他感到自己心里由挫败感带来的恐慌迅速上涌，超过了可以忍耐的界限。伴随恐慌而来的是一股无法抑制的暴怒，这个一把年纪还要挤出恰如其分的微笑，还要故作姿态溜须拍马、面目可憎的娘娘腔。恐慌与暴怒忽地一并井喷，淹过他的胸膛，溢满他整个身体。他的脸火红发热，眼镜变得模糊不清，泪水涌到眼里，这让他的屈辱感又添一层。

    上天见怜，麦斯顿光顾着说，并没有意识到他的窘况：“你不能光凭这点就指望我会跟内政大臣说，警方推断的结论是错的；我们跟警察的交流联络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