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德路第八军人营的暴动，闹得租界空气异常紧张。西洋军警抓捕人犯的踏踏脚步声响了大半夜。各主要路口遍布抄靶子的巡捕，偶尔还有爆响的枪声从远处传来。

    苏萍站在二楼卧室的窗前亲眼看到，两个身着深绿色卡叽布营服的中国军人，被持枪巡捕从对过的亚历山大夜舞台门里拽了出来，其中的一个抓住门把手不愿走，还对夜舞台里的人嘶声大叫：“同胞们，为人都要讲良心！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啊！我们在S市作战不是为了自己……”没人答理，醉生梦死的中国人早把这些献身国难的国军忘了。他们既没替那两个中国军人换下刺眼的营服，也没把他们带到自己的寓所藏起来，于是便有了这令人心碎的一幕。

    泪水从眼中缓缓流出，顺着白皙的面颊往下流，为那两个孤立无援的中国军人难过，也为这座陷城的懦弱、麻木羞惭。潜意识中认定，作为栖身租界的中国市民，她也是要为这座陷城的忘恩负义承担责任的！这座陷城的良心还在沦丧，欧罗巴饭店的标语已拯救不了沦丧的良心了。

    这大约是十一时左右的事情。

    快十二点时，楼下客厅里的电话铃响了，父亲不在家，姐姐苏英和妹妹苏多已经上床，她下楼接了电话。

    电话是玛丽亚路后街女同学康安娜打来的。和雷德路军人营李子龙副旅长通信联系，用的是康安娜的地址。康安娜在电话中说，那个李子龙逃到了她家里，还带了一个人，问苏萍能不能马上把李子龙和那人接到苏府去。

    苏萍握着话筒呆了。

    电话还在响：

    “萍姐，萍姐，你听清了没有！”

    她讷讷地道：

    “我在听哩，你……你说！”

    “萍姐，我想法把他们马上送过去，不……不、不是我害怕，是……是不安全！萍姐，你知道的，我们这儿是公寓，人多嘴杂，他们逃过来时，楼下一户人家已经看到，又是一个妓女带过来的，如果万一……”

    “我……我明白！”

    “那好！我们马上动身！”

    “别……别忙！李……李副旅长和那个人是不是穿的营服？绿色缀黄边的营服？”

    “已换了！我把父亲和哥哥的衣服找来给他们穿了！”

    “你们楼下是不是有巡捕房的巡捕？”

    “刚才有，现在好像没了！”

    苏萍紧张地想了想：

    “再看看，不能大意！还有，要你哥哥一起来，在前面探路，走……走圣安东大学边上的小弄堂！”

    “好……好吧！”

    放下电话，苏萍马上感到麻烦大了，就算老天保佑，康安娜兄妹能安全地把李子龙二人送到自己家里，出走香港的计划怕也要泡汤。四张船票和通行证件好不容易才弄到手，明夜十一时维多利亚女王号就要开船，她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在明天一天之内给李子龙二人搞到必要的证件和船票，况且，租界方面还在四处搜捕他们，父亲又不知道这一新的变故。

    真要命，这种时候父亲竟不在！

    父亲这一段时间经常深更半夜才回来，不知去了哪里，也不知在忙些什么，她隐隐约约有种不祥的预感，觉着父亲极有可能公开下水出任伪职。前几天维新政府公然把父亲的《大道精神论》大量印刷了，“东亚反共同盟会”的《新秩序》和租界内外的亲日报纸连日刊载谈大道思想的文章。她问父亲是怎么回事，父亲不予置评，只说决不会做违背中国人道德良心的事。

    如果此刻父亲在家，不知会不会答应收容李子龙二人？她作主收容以后，父亲能否于明天一天之内给李子龙二人搞来通行证件和船票？船票还是小事，不行，她和汤喜根可以缓一步走，让李子龙二人先走，最要紧的是通行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