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子间昏暗的灯光把三个人影挤压在靠门的一堵墙上，造出了晃动着的黑乎乎的一团。因重叠的缘故，人影丧失了人形，像怪诞的野兽。方鸿浩透过白兴德和汤喜根两个脑袋之间的空隙注意到，怪兽在灰粉剥落的墙上不停地变幻着形状，时而多出一只手臂，时而冒出一个脑袋，一副招摇而愚蠢的样子。他睁大矇眬的醉眼，想找寻属于自己的那份愚蠢，却没办到，他的身影完全被白兴德、汤喜根的身影盖住了，只是在举杯夹菜时偶尔露出一点，且很难判断是否属于自己。被酒精烧红了的眼睛靠不住，乱糟糟的脑袋也靠不住，以往的良好感觉全没了，恍惚之中，竟觉得真实的自己已不存在，已被压扁了贴在墙上，变成了无从辨认的一团。

    一瓶竹叶青喝掉了大半，长条桌上杯盏狼藉。床铺也弄脏了，半碗残汤泼到床沿边，在刚洗过的被单上渗出了一片油水夹杂的印迹，像一幅不知名国家的地图，上面有蛋花，菜叶标出的山川湖泊，还有点点油星象征着的首府、城镇。床铺是汤喜根的，印上怎样复杂的地图，均与他方鸿浩无关，唯一有关的是他的屁股。头脑尚清醒的时候，他警告自己的屁股，希望它不要倾压在那幅地图上。然而，侵略成性的屁股还是压上去了，他自己都闹不清是什么时候压上去的，反之一切是糟透了。

    方鸿浩清楚，这次聚会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最后一次了——至少对他和汤喜根来说，是最后一次了，今夜过后，汤喜根将搬出和他合住了几个月的这座亭子间，远走高飞到内地去；白兴德也因那份蠢得出色的试卷和亲友关系，做了新民中学的教导主任，谁也不会再到这儿来了。这座阴暗的亭子间以后将只有他方鸿浩孤零零一个人——当然，还有他孤独的诗，汤喜根走后，没有人再恭而敬之地听他吟诗了，他的诗是注定要承受那份孤独的。

    离别让人痛苦。

    更让人痛苦的是，偏在这种时候，《大华报》的王定海打了他的黑枪。

    今天上午，王定海跑到了“东亚反共同盟会”会所，把一张油印的诗传单塞给了他，上面赫然印着他在沦陷之夜的洋浦港阵地写下的《热血青年》。他吓呆了，慌忙把王定海拉到厕所，问王定海要多少钱？王定海开口就是一千，根本不容他还价，还说，如今国难当头，要有人出人，有钱出钱！这混账王八蛋敲诈人家还满口抗日救国的大道理！他只能先硬着头皮认下，大伯父方阿根吃了冤枉官司刚被放出来，他不能再添新的麻烦，否则，大伯父真是说不清了。

    整整一天都闷闷不乐，实在不知道这一千元该不该出？从什么地方出？一千元不是个小数目，合他四个多月的薪水，出了真肉痛，不出又不行，王定海能把他的诗稿留到今天，并以什么“抗日救国会”的名义印出来，显然是有预谋的，他不出这笔“抗日费”，人家把传单和原诗稿往日本宪兵大队一送，大伯父方阿根和汤喜根受过的罪就轮到了他头上，闹不好得掉脑袋。

    晚上，提心吊胆地回到住所，却见汤喜根已买了酒菜，和白兴德一起在等他了。汤喜根开宗明义便说，自己在鬼子的宪兵大队部把鬼子的面目认清了，马上要走了，和朋友们聚一聚。

    方鸿浩一怔，也想到了走的问题，既然事情闹到了这一步，自己何不也像汤喜根一样，一走了之？可念头只一闪，当即自我否决了。他和汤喜根不同，他的大伯父方阿根当着“东亚反共同盟会”会长，自己做着《新秩序》艺文主笔，有牢靠的地位和收入，即便忍痛出了那一千元“抗日费”，以后的日子也会过得下去，实无必要在这烽烟四起的年头到处奔波。

    又觉着汤喜根也无需出走，吃了冤枉官司是不错，但日本人弄清事情原委之后，还是把他们放了，不走并无危险，大伯父不倒台，他方鸿浩的主笔能做下去，汤喜根的庶务也是能做下去的，大伯父让汤喜根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