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一个风和日丽的九月下午——我不知怎么心血来潮，认定一九六九至一九七○学期将是我在奎恩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实际上，那天我中断午睡，要求立即与系主任见面。我觉得他的秘书在电话里听起来很不耐烦；说真的，我不愿意做任何事先解释，只是半开玩笑地向她吐露说，数字“七”总令我想起探险者插入北极头盖骨的旗帜。
当我步行出了家门来到第七棵白杨树下时，突然想到办公室里也许会有不少文件需要搬回来，便又折回去开车，然后却发现图书馆附近很难找到停车的地方，我想把许多已逾期几个月甚至可能几年的书还回图书馆。结果，与系主任见面的时间过了一会儿我才到，他新来不久，也不是我的最佳读者。他有意看了看钟，说他马上要去另一个地方“开会”，多半是杜撰的。
听说我想辞职，他毫不掩饰地露出俗不可耐的喜悦表情，与其说让我吃惊，不如说是好笑。他甚至都没有听到我出于常规礼节而编造的种种理由（反复头痛、常感无聊、高效现代化录音设备、新作带来的可观收入，等等）。他的态度判若两人——这句套话对他再适合不过。他来回踱步，眉开眼笑。他猛然粗鲁地捉住我的手。某些挑剔、高贵的动物宁可让捕食者咬下一条腿，而绝不忍受可耻的接触。我走了，任凭系主任拖着一条大理石般的胳膊走来走去，就像抱着盛有奖杯的托盘，不知道该把它往哪儿放。
就这样我大步流星地赶到办公室，一个快乐的截肢者，从未如此急切地清理抽屉和书架。不过，我还是动笔给校长——也是新来不久——留了一张便条，怀着法语所谓的“玩笑”，而不是英语所谓的“恶意”
很久以前我就以操守之名摆脱了那张贝希斯坦书桌。取而代之的这一张小了很多，装满便笺、稿纸、公用信封、讲义影印本、一本原想送给同事的精装《奥尔加·雷普宁博士》（却因拼错他的名字而作废），以及一副我的助手（和继任者）沃尔德马·埃克斯库尔的厚手套。还有三盒回形针和半瓶威士忌。从书架上扫入垃圾箱或扫到地板上的有成堆的传阅函件、书刊选印本、一位难民生态学家关于某种鸟类，OzimayaSovka（“毁坏冬季作物的小猫头鹰”？）所致破坏的论文，以及装订整齐的流浪汉小说校样（我的小说校样送来时总是装订得像滑腻笨拙的长蛇），充斥着暴力和赌博，自以为是的出版商硬塞给我，希望这个幸运的混蛋会激赏一番。一叠事务函和那篇关于空间的论文则被我塞进一个破旧的大文件夹。别了，学问的巢穴！
巧合，在平常的虚构作品里就像是皮条客和纸牌骗子，但在不平常的回忆录作家记起的各种事实里，却是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只有傻瓜才认为回忆者会略过某一件往事，是因为那件事太乏味或者太庸俗（比如，和系主任见面就属于此类场景，看看它被多么一丝不苟地记录下来！）。我朝停车场走去，夹在胳膊下——实际上已经取代了我的胳膊——鼓囊囊的文件夹绳子突然断了，里面的东西全都撒在石子路和草地边上。你正好沿着这条校园小路从图书馆那边走来，我们并排蹲下收拾文件。后来你说（zhalostnob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