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那些小丑！》这倒数第二部分，是我多少有些被动的生活中精神饱满的一段，却特别难以下笔，它令我想起学生受罚，我曾被一位最严厉的法国家庭教师惩罚——将某句谚语抄写tfois

    一九六○年夏天，克里斯蒂娜·迪普拉组织残疾孩子在拉里夫以东的悬崖和公路之间夏令营，她通知我说，她的一个助手查理·埃弗里特带着我的贝尔私奔了，之前他烧毁了——她比我更清楚地目睹了一个古怪的仪式——自己的护照和一面小美国国旗（专门为了这个目的而去纪念品小店买来），“就在苏联领事馆后院中央”；这位新生的“卡尔·伊万诺维奇·韦特洛夫”，和十八岁的伊萨贝拉——前贵族的女儿——在伯尔尼举行了某种模拟婚礼后仓皇逃往俄国。

    与这封信同时到达的有一份邀请，请我前往纽约和一位著名同行探讨我何以会突然闯到畅销书榜首，有来自日本、希腊、土耳其出版商的询问，还有一张寄自帕尔马的明信片，上面潦草地写着：“路易丝和维克多为《王国》喝彩。”而我根本不知道维克多是谁。

    我将所有工作撇在一边，在多年禁欲之后，再次陷入秘密调查的刺激中。早在我和艾丽斯·布莱克结婚之前，暗中刺探就已经是我的拿手好戏，就像契诃夫擅长给病人灌肠，艾丽斯后来热衷于一部冗长不堪的侦探小说，肯定也是受到了我的某个暗示的激发，仿佛飞鸟的羽毛，灵光一闪，与之相连的是我在广阔而迷蒙的宗教仪式中的经验。我为长辈提供了一些小小的帮助。那棵树，一棵开满蓝色花朵的白蜡树，我曾看见有两位“外交官”——托尔尼科夫斯基和卡利卡科夫——利用树皮的伤口来接头，而如今它依然矗立在圣贝纳迪诺山顶上，几乎毫发无损。但为了精简结构，我从这个乏味的爱情故事中删去了这一有趣的树种。然而此刻它的存在却有助于我躲开——至少是暂时躲开——深深的遗憾所带来的疯狂和痛苦。

    要想找到卡尔在美国的亲戚简直就像儿戏；也就是说，那两位形容憔悴的姑妈都厌恶这孩子，她们彼此之间都还不至于这样厌恶。一号姑妈向我保证说他根本没有离开瑞士——他们仍然将他的第三类邮件转到波士顿送到她手里。二号姑妈是费城怪物，她却说他喜欢音乐，正在维也纳无所事事。

    我高估了自己的力量。旧疾复发来势汹汹，我不得不住院几乎整整一年。所有医生都命令我彻底休息，但我不得不和出版商一起应对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因为我的小说被那班冬烘的审查官指控为淫秽。我再次病势沉重。我寻找贝尔的努力不知怎么竟和我的小说导致的争议纠缠在一起，我感到幻觉困扰着我，压迫着我，我只觉得一幢高楼矗立在眼前，清晰得如同人们看见高山和船只一样，楼里的每一扇窗户都灯光闪耀，它正试图向我逼近，穿过病房的某一堵墙，搜寻最薄弱的一点，马上就要破墙而入，直撞我的病床。

    直到六十年代后期，我才得知贝尔的确嫁给了韦特洛夫，不过他被派往某个遥远的地方，不知是从事什么工作。然后就来了一封信。

    信由一位德高望重的商人（我称他为A.B.）转来，随信附了一张便条，说他做“纺织品”生意，尽管学的是做“工程师”；说他代表“一家在美国的苏联公司以及一家在苏联的美国公司”；说他转寄的这封信来自一位在他的列宁格勒办事处工作的女士（我称她为多拉），事关我的女儿，“虽然他无缘认识她，但他认为她需要我的帮助”。他还说一个月后他就要飞回列宁格勒，如果我能“联系他”，他将十分高兴。多拉的信是用俄语写的。

    尊敬的瓦季姆·瓦季莫维奇！

    您也许收到过很多我们国家的人寄来的信，他们都读到过您的书——那可不是件容易事！然而，写这封信的人却并非您的崇拜者，而是伊萨贝拉·瓦季莫维娜·韦特洛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