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前，几乎在徐致靖密荐袁世凯的同时，光绪另外一个智囊张荫桓也向他推荐了一个人，准确地说是一个日本人——伊藤博文。

    在几个月前（1898年6月）日本国内的一场政治风波中，伊藤博文被迫辞去内阁总理，成为了日本的前首相，著名的下野政治家。而伊藤博文不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清国，进行参观和访问。

    老伊为什么要来清国？如果是因为不用上班了有时间旅游，相信这个原因是无法令大家信服的，他可以留在日本去夜店泡歌伎（老伊好这一口），也可以去别的国家旅游，为何一定要来曾经交战过的国家——清国？

    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希望搞明白。

    而要搞明白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的原因去分析，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国内国际形势（包括日本的），以下的分析有些简略，有关故事的详情我会在以后的时间进行讲述，现在让我们回到1895年清日战争以后，这之后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1895年战后，一份媒体（《纽约时报》）的评论代表了西方各国对清日之战的普遍看法：“日本人打开了世界的眼，让人看到了清国真正的无能。”

    一年后（1896年），西方国家中又开始大肆流传一种观点，这个观点在我们现在看来很陌生，在当时却是十分的有名，这就是“黄祸论”。

    “黄祸论”的意思是：黄种人是世界的邪恶轴心，世界上的西方白种人必须联合起来，战胜黄种人。

    “黄祸论”在西方国家中流传的原因虽然很复杂，但跟清日战争也有很大的关系，它正是瓜分清国、把清国变成殖民地的理论基础之一。

    最先行动的是两个国家——德国和俄国。这两个国家勾结在一起，暗自支持，达成默契。俄国在1897年支持德国占领青岛，建立他们在亚洲的第一个海军基地；而德国支持俄国占领了辽东半岛的大连湾、旅顺。

    日本人无比愤怒，辽东半岛正是俄国迫使他们从《马关条约》中吐出来的。而对于日本人来说，更加恐惧的是，他们也是黄种人。如何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成为日本迫切的问题。

    前面我们说过，这一时期的日本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它在政治体制上走的是开明专制，是“具有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而奇怪的不只是政治体制，还有一个根本的东西——文化。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内有两种观点，一种以福泽谕吉为代表，主张“脱亚入欧”接受西方文化，全盘西化。福泽谕吉等人认为，日本只有成为一个完全西式的国家，西方国家才会“以兄弟之国待之”，不仅可以从此免受西方人的侵略和歧视，打破“黄祸论”，将来还能参与西方帝国主义阵营，分几块殖民地蛋糕。

    而另外一种观点历史悠久，那就是“中华情结”。

    千百年以来，日本都是以中华帝国为学习对象，强大的中华文明和威武的中华帝国彻底征服了这个民族，他们向往中华文化，崇拜中华制度，完全以中华为师。虽然进入近代以后，由清政府统治的中华帝国衰败了，但这并没有改变这种“中华情结”，而是产生了变种。

    从表面上看，“中华情结”和“脱亚入欧”是完全对立的，但厉害的是这些人虽然思想对立，却都知道无论哪一方都只有一个根本目的——强大日本。表面上的观点之争，实际上是如何强大日本之争。

    这个变种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先用武力征服清国，然后由日本人来统治清国，改造清国，所有的黄种人联合起来，去对付白种人，这就是后来我们熟悉的那个词——大东亚共荣圈。

    “脱亚入欧”在日本政界很火，“大东亚共荣”却在军部大受欢迎，因为这为他们侵略朝鲜和清国提供了方便，能够把侵略行动转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