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独家的竞争行为，近来确实造成许多胆大妄为的记者做出误报或是虚报的行径。最近警察与记者的联谊会已经鲜少举办了，然而后闲依旧专心经营这一层关系，尽可能拉近媒体的关系，只希望利用文字或电子媒体的力量，打通官民之间的隔阂。警察与媒体之间，存在着无可救药的勾结与反目成仇的畸形架构，这样的关系老早就发霉发臭了，他有时也会自嘲自己想得太天真。然而那些有后台撑腰的家伙们，戴着温和的假面，阴险地企图操作媒体。一想到这里，他心中不由得萌生一股使命感：我们这些从巡查④一步步爬上来的警官，怎能放手不去经营这层关系呢？

    即便如此，“汽车的两轮”这个理想也需要斟酌时机与情势。若一开始就让记者拐走最重要的讯息，总是让他们抢先报导，打乱办案程序，这么一来，该办的案子也难逃半途夭折的命运。即便事后被人诬告成“撒谎署长”，该沉默的时候就该保持沉默，该躲避的时候就得尽速躲开，这也是署长难为之处。

    酒席上，其他调查干部也纷纷离席，有人以老兵的口吻说：“老人家该回家睡觉啰！”有人则假装如厕悄悄消失。场内只剩交通、预防犯罪、警备等不直接触及命案的干部们。就警方的角度而言，他们也担负了阻止记者、管制资讯的任务。

    另一方面，记者们的状况则是，大部分的资深老手、或人称狠角色的记者们也混杂在菜鸟之中，与以海量著名的警官们正面交战的结果，平时的敏锐度全都深深的沉到酒杯底了，唯有刚才那位国领香澄稍稍起疑说：“署长怎么上厕所上那么久啊？”

    署长的黑头车在寒风成束的餐厅后门巷子待命。

    “喂，真的是命案吗？”

    后闲臃肿的屁股陷在车座里，只有左脚仍留在车道上，轻声细语地问了跟着他过来的细长影子。

    “……好像是。”

    刑事课长时泽刚翻了翻记事本，含糊答话。

    “我先说明十五年前的案子——女教师横死在自己所任教的高中校舍旁。当时研判她为失恋所苦，因而从顶楼跳楼自杀。可是……”

    时泽充满血丝的双眼紧盯着笔记。脑袋似乎清醒，但酒精效应让他的上半身向左右大幅摇晃，双腿也支撑得不甚牢固。

    “那怎么会变成命案？”

    后闲迫不及待地催促他。

    “大约一个小时前，有人通报这是一起命案。据说凶手是她的三名男学生。”

    “你是说学生杀了老师吗？”

    脸、眼睛、鼻子都圆滚滚的后闲，连嘴巴都张得圆圆地反问回去。

    “是的。据说这三名学生在女教师死亡预估时间里，说什么要执行‘亚森·罗苹计划’，在深夜里潜入校内。这个举动似乎关系着女教师的死亡，可能是他们将老师推下楼——大致内容是如此。”

    “什么亚森·罗苹计划啊？……”

    “他们是这么说的。”

    “这故事也太幼稚了吧。”后闲一脸无奈，但又立刻提振精神，继续问道：“然后呢？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们三人杀人吗？”

    “这我不清楚。”

    “会不会是假消息啊？”

    “消息来源似乎假不了。本厅⑤传话说，这是具有可信度的情报。”

    “什么？”后闲一脸狐疑，“你说这是来自本厅的情报吗？”

    时泽皱起眉点点头。他的想法和后闲一样。

    “可靠的大哥”总是碍手碍脚。若警署和本厅有良好关系，靠着关系取得情报，再请求本厅支援，这倒是不会产生问题，既好办事又能保住警署的面子。但若本厅先握有情报，由上往下下达命令，这就难搞了。下场就是被上层当成办事工具。身处在同一个组织内，后闲无意对抗他们，然而这样的局面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