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诚然证实了性差别的存在，但根据已有定论的观点，科学仍无法从细胞的结构，或从细胞的繁殖法则，或从任何基本现象，谁知这种差别。

    产生两种类型的配子，即精子与卵子，不一定就意味着存在两种完全相反的性别。实际上卵子和精子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殖细胞，都可能由同一个个体产生。在正常的雌雄同体的物种中就有这种情况发生；而在植物当中普遍存在雌雄同体的物种，在环节动物门的蠕虫和软体动物之类的低等动物那里，也可以发现这种情形。这些物种的生殖可以由自体受精完成，或者更普遍地，由交叉受精完成。某些生物学家曾试图重新解释这种状况。有人认为，性腺（卵巢与奉丸）在两个完全相反的个体中的分离，表明进化的发展越过了雌雄同体阶段。相反，另一些人认为，这种分离状态是原始的，雌雄同体是退化状态。这些关于这种或那种系统优越的观点，暗示着当前的进化理论极有争议。我们能确切说出的只是，这两种生殖方式实际上是共存的，两者都顺利完成了有关物种的延续；和产生它们的机体差别一样，配子差别也许也是偶然造成的。所以，物种按雌雄两种个体来划分，看来是通过观察所得到的最低限度的事实。

    大多数哲学家认为，这个事实是理所当然的，无须进行解释。根据柏拉图的神话，最初存在着男人、女人和两性人。每个人都有两张脸、四只胳膊、四条腿和两个连在一起的身体。他们在某个时期分成了两部分，此后每一半儿都一直想同对应的另一半儿重新结合。后来众神判决各不相同的两半儿应当结为夫妻，生出新人。然而这个故事想解释的只是爱情；最初两性分化是特定的。亚里士多德没有解释这种分化，因为如果物质与形式必须在一切活动中合作，就没有必要把主动本原与被动本原分开。因而圣·托马斯称女人是一个“附属的”人，这是从男性观点出发，以某种方式暗示有性状态的意外性或偶然性。然而，假如黑格尔未曾打算进行逻辑解释，他的理性主义热情就是虚伪的。在他看来，有性状态是个中介，通过这个中介，主体获得一种属于特殊类属（类）的具体感觉。“类属的感觉，在主体引起一种冲动，这一冲动抵消了来自主体个别现实性的不相称感觉；它造成了一种欲望，想在同一物种的另一个主体中，通过与这个他者结合成总体的方式，发现自我的感觉，想完善自我，从而想在他自己的本性中体现这个类属（类），并使它实现。这就是交配过程”（见《自然哲学》第三编第369节）。在稍后一点，黑格尔又补充说：“该过程是这样存在的，即他们在自身中，就是说在单一的类属中——这和主观生活完全是一回事——是什么样子，他们也就这样确立它。”黑格尔后来认为，要完成统一过程，就必须以存在性的差别为前提。但他的解释并不令人信服：人们从这种解释当中明显感到有一种预先的偏见，以至每次推理都无法找到三段式中的三个项。

    在个体向物种的投射（pme）或超越中，两者都得到了实现。这种投射或超越在祖先与后代的单纯关系中，可以在没有第三种要素干预的情况下独自完成。这就是说，生殖可以是无性的。或者，即使存在两个祖先，它们也可以是相同的（如雌雄同体物种的情况便是如此），仅仅被识别为单一类型的特殊个体。黑格尔的讨论揭示了有性状态的极端重要意义，但他的错误在于总是从重要性论证到必然性，把重要性与必然性相提并论。人固然是通过性活动赋予两性及其关系以重要性的，正如他赋予他的所有功能以意义和价值，但性活动不一定隐含在人的本性中。梅洛一庞蒂（Merlea－Polity）在《感觉现象学》中特别指出，人的生存要求我们修正对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看法。他说：“生存不具有因果性、偶然性，不具有无助于构成其形式的内容；它不承认纯粹事实这个概念，因为只有通过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