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发意识到，是当时那样一个时代和当时的那么一个读者群体，硬把我的《班主任》及另外一些“伤痕文学”作品推到至今留下痕迹的位置上的，说明在那样一种境况中，社会群体所关注的，不可能是纯粹的美学高度，他们所呼唤和拥抱的，必然首先是睁眼看世界与不待指示便大胆臧否的勇气。

    我记得，《十月》很快就决定向尚未获得改正的1957年的受害者组稿。我去过不足八平方米的从维熙家里，他每晚要同他的老母亲和他好早已长得比他高的儿子合睡一张破旧的大床。头一回我没有见到他，但从他家出来后在电车上我遇到了一位相熟的干部。他问我忙什么，我告诉他刚去找过从维熙，他听后不禁正色提醒我：“你可得注意!你到底年轻，你哪里知道中国的事儿——”说着他把伸出的手掌翻动了一下，并警惕地朝四周望了望。所以当我去北池子的一个招待所拜访王蒙时，除了编辑部和家里人外，事前事后我都没对别的人说。王蒙给我沏了一杯很浓的奶粉，加了好几勺绵白糖。同他第一次见面就使我感受到他是一个具有性格优势的人，他的幽默感和自信心令我自愧弗如。我预感到，像他那样一些真正的作家重返文坛以后，我仅靠《班主任》式的“说真话”恐怕就很难在文坛上支撑下去了。离开那个招待所坐上公共汽车，我想的不是那位“好心人”翻动手掌一类的事，我想我应当把自己潜在的文学能力(我自信我是有的，该种能力在《班主任》中不但未能发挥并受到了从外部传到自身的不小压抑)尽可能地释放出来。两年后有一回王蒙见到我，他刚读完我新发表的一个短篇，对我说：“噫，你发挥得不错嘛!”我知道他话里有话。

    大约是在1978年春天，《文学评论》为《班主任》专门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在那次会上我头一回见到了许多文学界的前辈和名人，他们热情地支持《班主任》，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篇幅很大的评论员文章，对《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和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等一大批“伤痕文学”所构成的文学现象予以了肯定，这应当算是“官方”的声音。正如海外有的研究这十年中国文学的人士所指出的，当时面对中国从沙漠上重新抽叶的文学，中国的“官方”、中国的文学界、中国的民众，达到了一种非常难得的互相肯定互相扶持的“共度蜜月”的状态，这是1949年以来罕见的现象。因此，倘若像我这样的作家，硬要把自己知名度的崛起说成完完全全是群众所赐，便太矫情了。1988年5月，我同诗人芒克同往法国的圣纳泽尔市，当地的《西部法兰西报》和当地电视台在介绍我们两个人时，特别指出我是“体制内作家”，意思就是说我是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致力于改革和开放的“官方”合作的作家。当然，他们有时候说“体制外作家”，也并不是说那作家就是反“官方”的，更多的意思是指作家本人并未被“官方”承认。

    也许是我的内在气质使然，我始终不能完全摆脱社会现实和我所属于的民族或者说种族的影响。尽管在此前多年的文学跋涉中，我越来越乐于接受各种不同美学前提下的多元文学共存的局面，即使是对最极端的文学象牙塔，我也尊重他们的存在。我是在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我之所以加入，的的确确是我寄民族振兴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并包括它自身的改革和开放。我现在越来越懂得文学有它独立不羁的超越于政治经济之上的本性，我绝不把我的文学活动完全消融到我的政治情绪之中，但我至少在目前还不想退入到一所象牙塔里去。

    我对改革、开放所怀的热情，多次受到伤害，这当然不可能不影响到我的创作，但可以肯定地说，就我个人的政治热情而言，这些伤害的效果是负面的，就我个人的文学事业而言，这些伤害的效果却是正面居多。因为我从每一次舐去伤痕的血丝中，都增加一层对我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