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匪首”。作为一个相对在大城市生活得不知比延安要好几倍的江青，能怀着一颗火热的心投奔延安也是极不容易的。尤其在延安时期相当一部分人因受不了延安的苦而当逃兵的环境里，江青还是留了下来。这一点也是应当肯定的。

    后来，我到毛泽东身边当卫士长，对江青的了解就比较细致和深刻了。那时，因为毛泽东不让她参政，所以她基本没有什么事干。中央给她的任务是照顾好毛泽东的生活，由于我们卫士组的工作是照顾毛泽东安全之外的每日衣食住行，故江青便负责我们卫士组的工作。客观地说，江青当时对毛泽东还是很关心和负责的。那时她也比较能同大家接近，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剪个发，讲点科学小知识，教教针线活。在转战陕北时，别的领导人的夫人子女都过了黄河，江青依然留下来同毛泽东，同中央直属纵队的同志一起每天走东闯西吃了不少苦。在行军路上，她总是显得很活跃，给我们这些战士和伤病员经常来点小文艺节目鼓动鼓动，使得沉闷的行军队伍里时常笑声不断。就宿时为了给毛泽东松松神经，她经常打开从上海带来的那只留声机，放几段京戏，如《空城计》之类的，毛泽东也乐意吟上几声。那时的江青皮肤白皙，加上她总是用演员和大城市女性的独特打扮，使得她周围总存有些爱美的年轻姑娘们围着她转，请她帮助梳理头发，缝整衣装，江青也还是很乐意做这些事。但是时间一长我渐渐觉得她身上有许多毛病，最突出的是爱出风头好胜心强，时时处处总要在别人面前显露一下自己，周恩来的一只手致残就是当时江青要与周恩来比赛骑马，结果那匹烈马在周恩来尚未防备时，屁股一撅使得周恩来手臂骨折，虽然多次治疗仍未痊愈，最后落下伤残。由于江青处处总以她是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居高于别人之上，并且又始终未能改掉她来延安前带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与作风，使得她在外不能与任何一位同志搞好关系，在家也不曾和毛泽东融洽过。

    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后，由于生活习惯和各自对革命、对人民、对同志的思想感情差异相距甚远，因此两人始终没能在一起过得很好。两人由开始的生活不协调，到经常吵架，到后来的分居，感情破裂。这中间毛泽东也曾多次作出过努力，并不止一次批评过江青，但江青秉性难改，始终未见奏效。也许是年龄差异有关，也许是生活习惯不同，反正我觉得他们夫妻生活从来就不怎么协调。江青情绪不好了就对毛泽东吵，就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出气。而毛泽东则有时性格也变得烦躁，急暴，但他善于把夫妻间的不快压抑在心底深处，把精力全部用在工作和学习上，这更使我感觉到毛泽东个人的生活是那样孤独、痛苦。我们一些卫士年龄小，不太懂，而进城后，我这个卫士长自己也结婚了，懂得了夫妻间的事，所以更感到毛泽东的不幸。

    1953年，我当了副卫士长，毛泽东拉着我的手说：“银桥啊，你现在当官了，不值班了，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一周值上一两个班，那样我们就能在一起聊聊天，要不然我有时会感到很闷的。”

    我说：“主席，我一定按照您的意见办。”因此尽管后来我又当了卫士长，但我始终坚持一星期为他老人家值两个班，值班时他老人家经常把我拉到床边，拍着我的手背，叹着气说：“银桥啊，有时我感到当主席好当，可做一个人却难啊……我们一天到晚用心在打仗、建设国家上，可江青不理解，常跟我闹别扭，她呀，越来越不能给我一点精神上的愉快、轻松。”

    我听了这些话能说些什么呢？我理解毛泽东心头的痛苦，可也无法给他排遣。日久天长有时我觉得毛泽东作为人民领袖，他建下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功绩，他的一个思维、一句话，能扭转乾坤，而他一生却没能获得一个长久的安稳的幸福家庭。回到家我有时跟爱人聊起这些时，我爱人、给毛泽东家做阿姨的韩桂馨总这